首页 -> 2007年第6期
想起父亲，我有点怕老
作者：王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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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十岁起，我随大姐也过继给了叔父，初中毕业自然回生产队当了农民，繁重的农活把日子填满了，一年后，我又去了水利工地，想着脱离农业社有个所谓前途。为了避嫌，我很少去出生成长过的“富农家庭”看望父母。年底水利工地发了全年节省下的四块钱伙食费，我用两块买了一双旧军用胶鞋，两块钱给了父亲，他拄着木棍去五里外的子午镇吃了两顿红肉煮馍，这算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孝心的着落。
在生产队，父亲还是作务西瓜的能手，每隔三四年，队里就派他务上几亩西瓜、甜瓜。炎夏，距村几里外，悬空的那个A字型瓜棚，是我儿时的福地。自瓜秧出苗到清园，他都是在燥热的天气，顶着烈日，握着瓜铲蹴在瓜地。在几十度高温下，真比被上了刑还难受。瓜一熟，父亲就把我带进园子先吃个肚儿圆，临走时，再给我草笼里塞几个甜瓜。他自己有时晚上回来，解开布腰带就抖出几个白亮的瓜，让我姊妹吃个饱。害病后干不成体力活，他还挣扎着务了一年瓜，我怕人提意见，只是到清园时才去了一次，父亲很生气，说我越来越瓜了，为啥不来吃瓜，说他黑水汗流挣死拌活为啥，不就是能让你姊妹吃几个瓜么。父亲抱怨完后，到地里给我摘了满满一笼甜瓜，正晌午目送我钻进了一人高的包谷地里。为了一担笼甜瓜，我风烛残年的生父，炎阳高温下培土、打尖、浇水、除虫、扇叶、采摘，又手搭凉棚张望了数月，人晒成了黑红色的耐火砖了。
父亲一生最大的错误，就是做主了二姐的婚事。二姐结的是姨姨亲，姐夫在西藏当汽车兵，当初是亲戚说媒拿照片订的婚。订婚一年后，姐夫回来探亲，俩人见面往一块一站，姐夫几乎低了二姐一头不说，几年兵当的说起话来直愣愣的像椽戳，一家人都很失望，可订婚这一年中间，我们已吃了姨家一斗麦子两袋包谷。二姐哭着要退婚，话一出口，靠在炕头的父亲就一枕头砸了过来，声言除非你死，这门亲就再别说退的话。在结婚前的那些日子，我在后檐窗口，夜夜都听到二姐凄厉的哭声，可对于均已耳聋的父母，没油点灯的深夜，依旧是万籁俱寂。上万人的大村里，聪明和人样都出众的二姐，一生的幸福全被这一桩婚姻给断送了。婚后十几年了，有一天，二姐被两个歹人在子午村打得头破血流，昏倒在家门前的石头坡，姐夫回来却说，你没惹人，人能打你?这时候，二姐心里最怨恨的，就是她穷苦又生硬的父亲了。
病中的父亲后来像老马一样恋栈老家，几十年劳苦、贫穷，上门受异姓家族排挤，政治运动的无形压力，这在他青壮年时都能挺过来，可刚迈上六十岁这个人生大坎，这些苦难就都结成病痛，还乡团一样进行反攻报复，疯狂而残忍地击垮了父亲。浑身都不利索，唯有眼睛还清亮的他，以独特的方式，一直在寻求归路，一天几次拄拐棍往本村老家来，房前屋后转一圈，又拖着病身子走了。病重后，他把二姐夫从西藏带回给他穿的一件皮袄给了叔父，又把枕了四十多年的青石枕头硬让我抱回去，甚至一根扁担，一块木头炕边，只要是老家的，他都悄悄扛回老家。坐在柴门外石阶上，整天几近痴呆地望着破旧的院落，身子已瘦成大虾了，昏昏沉沉的往墙根一靠，棉袄就磨下许多灰土来，和颓圯的老墙互为伙伴。病饿交加，人却还志气的不行，怕粮食紧张，硬是不吃我家的饭，我含泪端碗挑面喂他，他嘴都不张。又不时突然发出那一声苦笑，口腔空洞，声音走调。
临近生命的最后，行走坐卧更加困难了，一回老家，就随便靠个地方打瞌睡，涎水鼻涕拉得很长，裤子天天尿湿，顺裤腿潮成一道一道，言语含混不清，人已邋遢得不成样子。有次我干活回来，见他蹲在茅房墙根，阴囊肿大得像小瓦罐一样，赶忙上前扶住他，却怎么也扶不起来，突然，从老远处他望见了放工回家的叔父，猛的抱棍撑着起来，提住裤子要跑，竟一下子栽倒了。我感到奇怪，过后才知道叔父怕他死到老家，背过我和姐姐已训斥、恐吓了他多次了。青壮年浪迹乡间扛活打胡基，形影不离的手足兄弟，几十年后却像老鼠见了猫，变成恍若隔世的克星，多活几天都成了累赘。还真是巧了，第二年开春，父亲还就是收殓进了叔父为他自己准备的棺材。一年后叔父也死了，为那口棺材引起的纠纷，造成了两家人深深的裂痕。水土草木结成的岁月，使人活得像瓷实的胡基，垒墙时冰冷生硬，棱角分明，拆墙时捣碎再做为肥料上到田里。愈是灯干油尽，生命的火苗愈是扑闪不定，时而幽暗恍惚，时而毕剥火爆，可除了直线上升的两柱血压，什么也压不倒他骨子里的刚烈。稍有一点精神，他就挣着干一点事情，甚或任性搞起了破坏，眼睛睁得圆大圆大，死瞪母亲，摔碗打碟多出于有意，趁人不备，就掰开那面胡基隔墙，而且越来越迷信。一次递胡基时，我出手不小心撞破了他的额头，他狠狠地指着我说：“你看着，你彻底是我的冤家对头。”临死的前几天，他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气若游丝，还要我把他死了埋回庙背后老家，看我不表态，眼珠转向屋顶，临咽气都不曾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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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死后，被宗族势力强的所谓“乡党”，孤零零埋到了一面干涸的河的沙岸上，坐东望西，荒草乱岗，风声鹤唳。三年后，我们在他坟头，栽了一块水泥碑子，可谁知几个月后，全县改土会战，那块碑子被县委书记在大会上当成封建迷信狠批了一通，吓得我和哥哥连夜悄悄抬回家藏在后院。数年后，我们再把这块碑子栽在父亲的坟头，含泪写了一首诗，诗里有这样的句子：
父亲的脊梁是一座桥
头颅是桥头的石碑
双腿的桥墩
深深扎进冰冷的河水
双手紧紧抠住两岸的崖壁
让我们从背上轻松地走过
几场暴雨之后
他再也承受不了我们的重量
轰然倒下，淹没在我们的泪水里……
父亲死后十七年，我在距家乡三十里外一个乡镇工作，有天夜里，忽然梦见了父亲，他坐在胡基盘的土炕上，瘦骨嶙峋，脸面通红，吃力地央求我不要把他火葬了，我很无奈的对他说：“我干的是国家的事，现在土地越来越紧张，不允许土葬的。”父亲很不高兴，一双大眼瞪着我，消失在一片熊熊的大火中。我猛地惊醒，翻身坐起，到天亮都没有再睡着。第三天正巧是清明节，细雨蒙蒙，麦色青青，我回到家乡烧纸祭祀父母，在上坟的路上，我对哥和两个姐姐说起了前天夜里的那个梦，大姐答话说：“咱伯都死去十几年了，怎么有可能火化呢?”谁知话音未落，就远远望见父亲坟头升着一缕青烟，父亲的坟因周围掏沙取土，大冢一样耸在高处，荒草如盖，悬空的坟壁垮了一个洞，烟是从洞口往外冒的。爬上去一看，里面棺板尚没有燃尽，火星灼灼，飘出的青烟升空后再飘向东方，而东方就是村子的大庙背后，父亲魂牵梦绕终没能回去的老家，那里有他贫困却不失英武的青壮年，和被岁月缠绕浸泡的一条苦辛的根。
王渊平，作家，现居西安。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水幻终南》、诗集《爱的默言》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