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想起父亲，我有点怕老
作者：王渊平
字体： 【大 中 小】
1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已四十六岁了，和我现在同等年龄，这个在旧社会给人扛了十几年活的关中汉子，赶上解放上了门，才结束了三十七岁的光棍生活。这年，母亲已守寡十年。
父亲弟兄五个，没一个人成家，在兵荒马乱的年月，抓壮丁，支公差，死的死，病的病，只有父亲叔父老三老四长得精壮些。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民国，为了糊口度日，二人结伴靠彻年给临方大圆的庄户人家打胡基、垒土墙、盘炕、盘锅头过活。我儿时跑在泥糊的街巷唱的歌谣就有：“海(儿)老三，田(娃)老四(父亲叔父小名)，打胡基，供木子，盘烧炕，垒墙堤，打虎还要亲兄弟。”“一把灰，两锨土，二十四锤不离手，肩着石锤到处走……”
这些歌谣虽不大合辄押韵，却生动地唱出了父亲叔父在方圆乡村的苦焦生活。
把夯土坯叫打胡基，我没有考证，想必不会是历史上胡人入侵关中的引进吧。这种土活，我幼时去地头给父亲送饭时亲眼看见。它究竟有多繁重，反正在上世纪那一年四季众多牛马般负重的劳动中，唯有打胡基是庄稼汉们最不愿干，也是生产队长最派不出去的活路。我们大队农场有次派一个受管制的教师干这活，教师不干，农场主任说：“你身强力壮，有啥干不成的?”教师顶了一句：“那你让我生娃我也干么!”中国农业至今没有出力轻重的计量方式，这种活的程序是：先一天担水，把地面泼湿，土墒渗到，第二天不等天亮，一人挑两大笼草木灰，一人扛着石锤和木子，支在地头一块方正的青石上，就叮叮哐哐干开了。供土提锤两个人须紧张配合，除了吃两顿饭，谁也没有歇息的功夫。供方挖土、拣渣、捣碎、放木子、撒灰、装土，环环相扣，提锤的人跳上去踩实虚土，双脚抹边，轻重砸二十四下，弯腰扶起搬走垒成摞子，步步相连。五百页一摞，一气子从一大早干到半下午，一摞胡基就起来了。咂着旱烟绕一圈，看看稳定与否和顺风走向，放下烟锅，又开始锤打。赶天黑挑灯时分，村子上空被炊烟笼罩了，第二摞也就打起来了。记工员指点着数够页数，一天十分工才给记在账上。周而复始一年，才挣来一家大小的口粮。
长年重体力劳动，父亲的胳膊和腿肚子青筋暴凸，像蚯蚓黄鳝纵横爬满，看着特别吓人。
2
从记事到父亲去世的十几年里，我们一家五口人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不管粗细粮能吃饱肚子，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父亲长年累月的下苦和能行。父亲是上门汉，本来在队里就不气长，经常受到户族的排挤和歧视。1964年家里又补定了个富农成分，政治高压总要找个出口，加之又生了我姐弟三个，父亲就默默的承受着体力的重荷。生产队的所有重活，诸如扶犁耙耢挖旮旯，上山砍割扫帚，起牲口圈，窑上背砖，割谷捞稻子，农忙时一一干遍，忙天一过，又积年累月的打胡基。父亲一年最盼的是下连阴雨，不管下几天几夜，他都一觉连一觉的睡在炕上，间歇处取出那架独腿眼镜，用他上过三个月识字班的文化，一字一板的躺着看古书。屋檐的雨水织网积潭，也贫弱地积攒着他新一轮的气力。父亲夸起新社会只有一句话：“终归不抓兵躲壮丁了么。”当然还有热炕头上生长的儿女。
父亲对先房的哥哥胜过亲生，从十岁养起，爷儿两个相处几十年，从来没有红过脸，哥哥青少年体质弱些，父母一门心思供给他上学，尽量不让他染指农活，两姓组合的家庭，亲情间没一点缝隙。
庄稼活七十二行，没有难倒父亲的，庄户人说溜嘴的技术活，他都干得特好：提笼撒籽，扬场摞积子，套车拉运，套种间作，务瓜畜牧，出门看天色，抓籽观成色……也正是他天生的能干和聪明，我们兄弟姊妹几个，才少了许多成长的苦难。母亲说：“你伯是一面挡风的墙，有他在，咱娘儿几个不会吃亏。1958年上山割扫帚，只走了半月天气，咱一家人就受人欺负，排队食堂净打了些稀汤，把你们饿得个个口舌生疮。”
我的出生是父亲中年得子，父亲让我姐弟三个把未成过家的叔父叫爸，把他叫伯，并把大姐自小交叔父养活，后来费劲巴力把我的户口也迁了过去，这样既对叔父是一个慰藉，也是给王家留下个根苗。也正是这一点过人的见识，在唯成分论的年代，才打通了我们的前途。姐姐靠超常吃苦成了教师，我曲曲折折地当了干部。父亲对我的怜爱，是用肩扛背驮弯腰掘泉引出的一条长河，而我竟无点滴相报，这成为我一生无以名状的愧疚和遗憾。每当夜深人静，灯下冥思或临窗远望着终南山，我的心就和笔头一样沉重，他平凡而苦难的一生，使我屡次参悟生命的短促和无奈中，唯其爱是无法偿还报答的。
我对父亲的记忆是从两顶棉帽子起始的。那年月，我父子一人戴一顶布制棉帽。我架在父亲脖子上，冷风一起，放下棉扇系在下巴，一热，再拎上去，在街巷人群里惹来许多羡慕和赞叹。连十里外的集日，父亲也架着我不轻易放下，他打胡基认识的人家太多，集上许多卖吃喝的就招呼着递给我吃食，还夸我长得英气：“简直是三叔的缩小么。”我在上面，听见笑声，根本不懂父亲的得意，只被他一走一颠的，穿过衣着臃肿的人群。王曲桥头有一个中年人，卖腊汁肉认不得秤，父亲就把我放在车辕上，帮那人卖肉，并不时撕上一块塞进我嘴里。卖完了，那人又用麻纸包了一块给我放在帽壳，那是我吃得最饱最香的一顿肉了，一直香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夸我的人多了，母亲一次笑着说我长得啥都合眼，就是耳朵小了，父亲回了一句：“猪的耳朵倒大，那是要挨刀子的。”
一天我正在院子玩着，大街上起了哄，跑出去一看，五十多岁的父亲正和一个叫何俊山的青年人比摔跤。何俊山身体正强壮着，又高出父亲头半，二人怎么就说高了，都放下井台水桶，在众人的喊声中踩开了场子，打胡基出身的父亲手脚非常干净利落，不等挨身，连续两次把何俊山摔倒在地上。乡党的喝彩声让何俊山伤了面子，不等准备好，他一头就扑了过来，父亲笑着拦住他说：“算了，反正是耍，我让你个腰吧。”说完转身让何俊山抱起后腰，才摔倒了。
儿时，感觉最香的，是父亲塞进我被窝的那半碗面条和一方锅盔。缺粮的年月里也缺柴烧，家里仅有几升白面，在父亲上山砍柴时，母亲才擀面片子下给半夜起来的父亲，再烙一方锅盔作干粮挂在扁担上。每次，父亲都舍不得把面吃完，让母亲叫醒我吃干净，才挑起扁担出门。怕天长挨饿，熬灯油，我们都睡得很早，一听见父亲打柴回来，专门操心吃的我就醒了，伸出光胳膊接住父亲省下的锅盔，一口一口嚼完才进入梦乡。至于父亲要上几道山梁砍柴，背桩子跑几十里山路，跋倒坡手脚并用和野兽周旋，葛藤勒腰御寒，泉水浇渴充饥，那是甜梦之外的另一个世界的事情。
1965年冬天，父亲去抱龙峪深山砍柴时，一闪身，从悬崖上摔了下去，昏迷了两天后，街北一块去的那俩人才传出口信。家里一下子乱了，母亲和我们只是哭，叔父从三队过来一问，皮绳往肩上一搭，二话没说就往山里赶，在半山腰一棵枣树杈上把他吊了上来，百步十步一歇，硬是把他哥哥背了回来。庄稼人命贱，没医没药，父亲在土炕上睡了一个多月，才慢慢恢复了体力。
3
“文革”，在中国终将是一段奇丑的历史。1969年11月一天，村南的代号112工厂放了一场中共九大纪录影片，看完电影第二天，大字不识一个的叔父端着饭碗在门前吃饭，突然说了句：“林彪，我看毛主席要挨出这人的标来。”
说者光图嘴受活，听者却有心。早就觊觎我家两间房产的本家四婆和隔壁光棍瞎子老王合谋，把叔父的反动言论报告给了驻队的军宣队领导。几场批判会开得他签字画押，丢了房产后，突然失踪了。
冰天雪地，父亲丢了和他十几年结伴扛活、手足情深的四弟，也倾塌了我和大姐过继收养的靠山，他牵着姐姐顶着风雪，找遍了方圆几十里的崖谷、树林、茅庵、大口井，每天回来，往前院一蹲，哭喊一声：“兄弟啊!你让哥提住裤子寻不着腰了么。”然后用头狠劲咚咚的撞墙。一时间，全家老小像起了灵柩，一片哭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