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石鲁版画《群英会》研究
作者：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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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生产到大竞赛，本来做的是同一事情，但组织、动员的方式却有了不同，效果自然也有区分。这种方式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被继续运用与发展。与此同时，边区政府又号召在工业战线开展赵占魁运动，提出的口号是，农业上“提倡吴满有方向”，工业上“开展赵占魁运动”。可以说，日后的“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的树立典型的方式早在延安时期就已出现了。
吴满有成名了，但他的劳动致富使他的身份有所改变，于是出现了一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概念——“吴满有式的富农”，指的是贫苦农民在根据地政策扶助下，通过辛勤劳动成为新富农。在《解放日报》发表《开展吴满有运动》社论后，有读者来信提出疑问：开展吴满有运动的内容，究竟是鼓励农民努力劳动，还是提倡富农方向。《解放日报》对此做了详细解答，明确了中央对新富农的政策及其理论依据：吴满有在经济上是努力劳动和发展生产的模范，这是开展吴满有运动的一个重要内容。“吴满有式的经济发展是资本主义性的发展。然而这又有什么奇怪和可怕呢?谁不晓得，现时我们是处在民主革命阶段，民主革命就是要反对帝国主义的压迫剥削和封建的压迫剥削，就是为了扫清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所以才有吴满有式的富农经济的发展。这种发展，正是边区革命后必然的产物……这种富农经济虽然是剥削雇佣劳动的，但比之未经土地分配区域的地主经济，却是进了一步，比起未经过减租减息区域的地主经济，更是一个进步。没有这一步，就不能准备革命更进一步发展的条件。中国革命能否越过这一步呢?显然是不能的：超越资本主义的发展，不是民粹主义的幻想就是叶青之流的反动欺骗，是违背马列主义基本观点的。因此，吴满有式的这类经济的发展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文章并且指出，“边区发展经济的道路，是可以看为未来全国经济健全发展的样本。”
因此，综合上述几个方面来看，石鲁创作《群英会》的历史背景具有多重性：大生产运动与劳动英雄运动的时势造出了被奉为民众偶像的“群英”，“群英”作为动员社会资源、攫取人心的世俗工具而成为绵延至后世的政治管理模式的一个组成部分；新富农的问题则凸显出革命原本的朴素真理：使人民过上好生活，但是尽管在后来的土改运动的深化过程中中央也曾一再申明要保护吴满有式的新富农，但在实际上还是有不少地方把新富农也重新打倒或剥夺其部分利益。
非常有意义的是，当年石鲁创作《群英会》的时候可能对于新富农的问题还没有很敏感的想法，但是到了后来随着所谓“国内矛盾的上升”而进一步发展的土改运动的时候，石鲁却能够看到了对新富农的批判。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布《关于清算、减租和土地问题的指示》，号召实现耕者有其田，对于华北地区的贫困农民和抗日积极分子没收并重新分配土地的行为表示认可。同时还要求各地干部发动贫雇农，掀起重新分配土地的运动。新的土改运动首先就是把先前的比较温和的耕者有其田运动宣布为被右倾错误严重干扰，于是把原先的运动领导人撤换下来，代之以新的一拨人。1947年在陕北要再搞土改时，画家石鲁提出：“老区土改已过了十二年(刚好在1935年贫苦农民吴满有经过土改而获得了土地——本文作者注)，现在又要土改，什么人有这个要求，是‘二流子’（游手好闲的人），他们好吃懒做，自己分到土地，不好好劳动，又穷了，现在想趁机‘打富济贫’，抢别人的劳动果实。这些人虽穷，是流氓无产阶级，不能依靠。”但是在左的风气下，有人批评他反对土改，是个立场问题。
现在我们可以把他创作的《群英会》与这个事件联系起来分析。石鲁创作《群英会》，并且把吴满有作为主要英雄人物进行讴歌，肯定是对于中央发展生产、鼓励致富的政策怀有真诚的赞同。这是一种对于现实生活的纯朴而由衷的赞美，但是作为一名艺术家他无法洞悉政治现实的发展逻辑，他的《群英会》所描绘的情景在不到一两年后就开始被现实所嘲弄；他更无法预见的是，他安置在毛泽东对面并且兴奋如斯的主人公很快就要从天堂坠落到地上——吴满有后来的被俘和被认为是投敌的经历（有研究者认为吴满有并没有投敌，而是国民党实施的离间计），使他的学生的家长毛泽东不再有理睬他的兴致。
《群英会》中的吴满有形象其实在当时的劳动英雄造神运动中根本还不算什么，因为画家石鲁还是根据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朴素的人性理解把领袖与英雄处理为正常的人与人的关系，在画面上还是弥漫着一种亲切、温和的氛围。但是，在当时大力开展的学习劳动英雄的边区文化中，个人崇拜的况味已经很浓了。当然，劳动英雄的造神运动和个人崇拜与对领袖的造神、崇拜还是不可同日而语。
当年的吴满有可以说是在延安的劳动英雄中最红火的人物。不论在公在私，他所获得的革命荣宠在延安无人能比：他的名字和事迹曾经在毛泽东等高层的文章中被提到多次；他被写入中共中央文件；他被拍成红色政权历史上的第一部故事片电影；被著名诗人艾青写成叙事长诗《吴满有》；被受到徐悲鸿高度评价的画家古元绘入画面；他的名字是延安时期一种香烟的牌子；吴满有也成为边区参议员，开会时照片和毛泽东、朱德的照片挂在一块。
甚至连讴歌英雄吴满有的人也镀上了一层金，这种因发现典型、讴歌英雄而腾达的现象也被后来的革命新闻史、革命文艺史不断复制。《解放日报》记者莫艾因为写了对吴满有的通讯报道而深受重视，并因之受到过毛泽东三次接见；曾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也因为是《开展吴满有运动》这篇社论的执笔者而为毛泽东召见。更有戏剧性的是，1946年毛泽东把儿子毛岸英派去当吴满有的学生，学干农活。小毛在吴家枣园住了七个月，这件事被传为美谈；但是吴满有没有想到的是，在此之前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后来被枪毙的翻译家、杂文家王实味曾在1942年10月1日写信给毛泽东，表示在整风运动中心情极为痛苦，希望能到吴满有家里过一段安静的生活。可见吴满有在当时延安的知名度。
延安的秧歌队出现了“吴满有秧歌队”，“向劳动英雄看齐”是当时的口号。在王大化等人编剧的秧歌剧《兄妹开荒》中的唱词：“边区边区地呀地方好，劳动英雄真呀真不少。年时来开了一个群英会，尔刻咱边区的生产更呀提高。”“向劳动英雄看齐，向劳动英雄看齐！”
由延安枣园文工团集体创作、陆石执笔的秧歌剧《动员起来》更是直接写明以“1943年12月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闭幕时”为时间背景，剧中唱词不但有对于劳动英雄去开会的热闹、光荣的描写，更有劳动英雄与毛主席见面、谈话的描写，正可以与石鲁的《群英会》所描绘的情景相呼应：“今天后晌劳动状元到咱村上来开会，做报告……/他见毛主席没？/人家有福气，毛主席、朱总司令、贺司令……一满都见过哩。毛主席请他们一块吃酒席，给他们讲话，……/毛主席给他们说啥哩？/说的多着哩。毛主席叫咱们庄稼人一满都组织起来，好好务庄稼……。”
石鲁创作《群英会》的时候，必定是处于有关英雄吴满有的种种宣传氛围的濡染中。在画面上，背对观众的吴满有与毛泽东说话的姿势非常活跃、生动，他的一条腿跪在椅子上，两只手生动地比划着、计算着，显得毫无拘束的样子。从历史上看，吴与毛肯定有过不止一次的交谈，而且吴还是毛钦点的“国师”——毛岸英的劳动老师，因此在画面上对两人交谈情景的处理是合乎情理的。那么，在画面中的他们正在说什么呢？据《毛泽东年谱》记载，“1944年8月，他同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吴满有交谈，毛泽东说：今年雨水多，入伏以来，我就担心下雨，怕庄稼受损失。还说陕甘宁边区的农村要在几年里做到：每家余一年粮，拴一犋牛，扶育一百棵树，建一个厕所，掏一口井，每人还要识一千个字，而且每乡要有一个合作社，一个铁匠炉，一个民办小学，一个医务所，一个秧歌队……大家都要过丰衣足食、健康快乐的生活。”从这幅画面上吴满有的动态、手势来看，很像也是在数说着他家今年打了多少粮食、喂了几头猪、几头牛等等。应该说，此时的石鲁还没有被造神的文化改造过来，他仍然是朴素地把握和表现着他所理解的那种领袖与人民的关系。实际上，早在1930年代末、1940年代初，革命圣地延安的社会生活氛围就发生了转折。但是在一些会议场合上，尤其是劳动英雄的群英会上，融洽、温和的氛围还是存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