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石鲁版画《群英会》研究
作者：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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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延安时期是二十世纪中国社会改造进程中最为波澜壮阔、风云诡异的历史篇章，发生于其中的社会改造与生产运动虽然远不如整风运动那样惊心动魄，但是那种以政治威权动员社会、改造社会、改造人性的力量同样令人感到震撼。多年来历史学界对延安时期的研究中有一种知识考古学式的努力，或者也可以看作是受年鉴学派方法论的影响，总之是要还原出在意识形态话语遮盖下的社会真实生态和个体生命的体验。在多种探索历史的途径中，图像的解读不可忽视；尤其是在延安时期的文化中，革命美术家所创作的图像大都在不同程度上折射出历史的某一侧面。
据《石鲁年谱》，四川青年学生冯亚珩于1940年到达延安，改名石鲁。同年任西北文工团美术组长，1943年参加中央党校三部整风审干，1944年调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美术工作委员会任专业创作员。1946年石鲁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创作版画《群英会》等。
在石鲁的延安时期版画作品中，创作于1949年的《说理》和《打倒封建》被认为最有代表性，影响也最大；相比较起来，版画《群英会》较少受到关注。其实，从作品所反映的历史事件的真实记录来看，《群英会》或许更具有图史互证的研究意义。
从历史背景来看，石鲁创作的《群英会》的题材源于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以及由此运动派生出来的劳动英雄运动。这两个运动固然有着直接的联系，但在性质、意义和影响上又有差异。石鲁的这幅作品正是在这两种运动的交汇点上提供了一种温和而富有亲切意味的图像。另外，在大生产运动和劳动英雄竞赛运动之下，还存在着一个对于中国社会之未来发展更有重要意义的问题，即吴满有式的新富农问题，因此这幅作品实际上也兼有了对于党的新富农政策的讴歌意义。再有就是，在劳动英雄运动中出现了在英雄主义掩盖下的个人崇拜问题，这幅作品虽然并没有在这方面有明显的提示，但是画家的确是取材于吴与毛的交谈，客观上也是当时对于劳动英雄的造神运动的一部分。因此，对于《群英会》这幅作品在历史内容上的解读将会涉及到较多方面。
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开始于1938年，最早是由八路军留守兵团发起。从中央和边区政府的号召、决策和实施的发展过程中有过众多的会议、决定和措施，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群英会”这种劳模表彰形式的起源。
在1938年12月到1939年1月，毛泽东在多次会议和不同场合上谈到了“来一个大动员”以开展生产运动的问题；1938年12月20日《新中华报》发表题为《广泛开展生产运动》的社论，指出这是一个“群众运动”，要“加强组织的动员”。在1939年1月17日至2月4日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林伯渠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扩大生产运动的政策，其中就提到了“奖励劳动英雄”。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号召“要开展革命竞赛”；李富春则作了具体部署，其中有一条具体注意事项是“奖励劳动英雄，提高劳动者的劳动热忱”。作为最具体的措施，边区政府于4月1日颁布了《陕甘宁边区人民生产奖励条例》和《陕甘宁边区督导民众生产运动奖励条例》，分别规定了对于个人和机关的奖励办法。对于奖励的具体内容也作出规定，就是由劳动英雄奖章、奖状实物和现金组成。
于是，在1939年春天出现了生产开荒运动的第一个高潮，该年的农业经济生产取得了很大成绩，王首道在中央直属机关的总结报告中还特别提到了生产运动在政治上产生了良好影响。1941年春季陕甘宁边区出现了严重的粮荒。为了应付这种局面，中央和边区政府继续动员大生产运动，并且真正成为轰轰烈烈的全民运动。尤其是在1943年，最高领导层向全边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号召边区军民在1943年达到丰衣足食。为此，中直、军直和边区系统各单位都制订出“丰衣足食”的生产计划。1943年春，毛泽东为陕甘宁边区工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写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题词。3月4日，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在八路军大礼堂召开生产总动员大会。朱德、林伯渠、贺龙、徐向前等领导人以及劳动英雄和各单位的代表一千五百多人出席了大会。会上奖励了六十六名从机关生产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鼓励开展劳动竞赛。从1942年至1943年，由大生产运动派生的学习劳动英雄运动开始进入高潮。石鲁1946年创作的《群英会》就是一系列英雄表彰会、群英会的形象记录。
1943年8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盛况空前的军民大生产胜利庆功大会，参加者有中央高层领导、八路军将领和劳动模范。同年11月26日，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模范生产工作者代表大会和第三届生产展览会同时开幕，出席大会的代表一百八十五名。朱德等出席大会并讲话。展览会展出了六千六百多件展品，毛泽东参观了展览会并邀请劳动英雄座谈。这次会议产生了《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分别列举了多名在大生产运动中涌现出来的劳动英雄及其具体事迹，号召全体军民互相学习、互相竞赛。1944年12月22日，召开了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会议，1945年1月13日举行了陕甘宁边区群英会。这些会议都被通俗地称为“群英会”，在边区军民中产生极大的影响。
石鲁创作的《群英会》是否特指那次会议尚不清楚，但它所描绘的会议情景却是真实可信的。会议在一间宽敞、明亮的房子里召开，阳光透过一排整齐的窗户照射进来；墙壁上挂着镶在镜框里的艺术品（或是图片），屋角的小圆桌上铺着洁白的桌布，有烟、茶待客；出席会议的代表们服装暖和、胸佩红花、神情喜悦——所有这些都是大生产运动使边区经济生活好转的形象说明，而经济史研究表明这是符合历史的。根据对于众多劳动英雄的报道，他们都获得为数可观的奖金。
画面中间描绘了毛泽东正在与代表交谈，值得注意的是，毛的神情和手的姿势恰好与1943年12月9日他和陈云等人参观边区第三届生产展览会的照片中的神情、姿势相似。我不知道石鲁是否见过这幅照片，但是他在创作中遵循着深入生活、观察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却是可以肯定的。坐在毛泽东对面，甚至一条腿跪在椅子上的这位农民是谁？我原来的分析估计是当时延安非常出名的劳动英雄吴满有，后经石鲁家属证实就是他。
因此，这件版画作品在今天看来就具有历史画的重要意义，它描绘的是最高领导人与一位陕北农民的交谈，而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的表彰会。而且，在画中的主人公之一吴满有的身上折射出中国政治文化的众多特征，因而颇有研究的价值。
吴满有是陕西横山人，1928年逃荒到延安，1935年分得了土地，住在延安城南柳林镇吴家枣园。由于他辛勤劳动，努力开荒，改良农作方法，积极发展畜牧业，不断增加生产，成为边区著名的劳动英雄。1942年4月30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了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1943年1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提出吴满有的方向“就是今年边区全体农民的方向”。“我们号召全边区的农民们，努力学习吴满有，展开伟大的吴满有运动。”
吴满有不愧是有点政治头脑，1943年春节刚过，《解放日报》又发表他写给毛泽东的一封信，信中写道：“亲爱的毛主席，我计划为你代耕两石细粮。你的工作很忙，我希望你能集中你的精力去筹划全国的工作。我能为你代耕，是我今生最高兴、最痛快的事。”我们知道，主动提出替毛泽东代耕的还有一位延安县的农民杨步浩，在1945年1月陕甘宁边区召开的群英会上，他也被选为甲等劳动英雄，解放后还受邀到毛泽东家里作客。当然，替领导人代耕只具有感恩色彩的象征意义，真正推动大生产运动的是劳动模范之间的竞赛。1943年2月24日，安塞县劳动英雄杨朝臣写信给吴满有，提出六条与吴满有开展劳动竞赛的条件，并请边区政府建设厅高自立、霍子乐两位正副厅长作评判员。吴满有复信杨朝臣表示应战，并倡议把两人之间的竞赛，扩大到两个村庄和全边区部队、群众中去。从吴的复信的思想高度、文字组织等能力来看，似乎很难相信是出自一位陕北农民之手，而更像是由深明此事意义的文人捉刀。当然，此事立即引起中央高层和边区政府的极大重视。朱德电令全边区所有部队，都要积极响应吴满有开展生产大竞赛的倡议。林伯渠、李鼎铭联名向各分区专员、各县市长发出指示，要求立即领导开展生产大竞赛。于是，在边区的部队、机关、学校和农民群众中，迅速掀起了生产竞赛的热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