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石鲁版画《群英会》研究
作者：李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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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义的一种认识是，《群英会》这件作品是对劳动英雄运动的现实主义描绘，展示出历史的一个侧面——尽管它未必真的是“边区生活的重要历史”。从创作的动机——或者如贡布里希所讲的“方案”——来看，创作这件作品的动机无疑是歌颂党的大生产运动和劳动英雄选拔运动。但是，石鲁的可贵和他的不足之处都在于它只给予一种现实主义的认识和描述，但它远没有达到党所希望的典型论的高度。只有在几年之后，由林岗创作的新年画《群英会上的赵桂兰》，才真正建立起革命领袖与劳动模范之间的那种辉煌、宏大的图式语言。在这幅影响极大、被认为对于新中国美术传统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的新年画中，石鲁笔下的那种平和、自然的情景不再可能了。领袖的高大形象、谆谆的教诲，英雄人物的激动、崇敬的心情，侍立在旁边的其他领导同志的满意、欣慰的姿势和神情，周围英雄人物的目光聚集于领袖的向度，颇具民族风格与堂皇气派的殿堂环境，一切都描绘出一种革命领袖的威权感。同样是群英会，同样是领袖与劳动英雄的谈话，《群英会》和《群英会上的赵桂兰》这两幅作品揭示了两个差异很大的世界——虽然我们都会同意，后者其实正是从前者演化而来的。
《群英会》所处理的题材是“群众运动”以及由“领袖”话语造成的意识形态崇拜，这本身就是重大的现代性现象。作为群众的吴满有首先就是启蒙的对象，他在历史舞台上的出现、在石鲁的画作中以及众多文艺作品中的出现就是为了证明主体意志在唤醒群众之后所具有的巨大力量。刚才说过，劳动英雄崇拜的实质还是领袖崇拜，正如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宣言》中，代表们说：“在开会期间，毛主席、朱总司令、高司令、贺师长、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都那么热烈地招待我们，指导我们，和我们握手，请我们吃饭，把我们看得像自家兄弟姊妹一样，我们每个人都实在高兴，实在欢喜。……在大会闭幕的时候，让我们向毛主席、向朱总司令、向高司令、向贺师长、向林、李正副主席和延安各机关的首长们说句心里的话吧：我们实在感激你们，敬爱你们！你们告诉我们的话，我们要句句记下，永远照着你们的话办，永远跟着你们走！”感恩、崇拜和自觉接受驱使并从中产生自豪感，这是所有意识形态运动之于群众的根本要求。
在革命文艺的话语中，“群众英雄”在很长时期中都散发着巨大效力。《群英会》表现出早期的“群众英雄”的纯朴与融洽，但在朝向权力最大化、社会的另一种等级化的意识形态理想的转变过程中，“群众英雄”的表现图式必然要和领袖的表现图式一起共同被多方力量推导着、改造着，从而发生质的变化。
我曾在一篇谈延安版画的文章中谈到，新中国意识形态的成功关键在于发动了群众，即马克思所讲的理论只要是彻底的就能掌握群众。“群众”必须被划分为“阶级”、划分为“革命群众”与“落后群众”、划分为“群众积极分子”（所谓积极的含义常常就是在斗争中表现出来的坚定与暴力）与“没有被改造好的社会闲杂人员”。延安版画对于这些分层在很大程度上都能提供形象的教科书。现在通过认识《群英会》，看来还有必要在“积极分子”中挑选出英雄人物，使在艺术中可以投射出来的权力控制群众的谱系更加清晰。当然，如果是对于1949年以后的美术来说，这都完全不是问题了，因为在那以后我们就一直生活在英雄辈出的红旗下，种种的“群英会”、英雄谱都成了几代人的语文教科书。
李公明，艺术批评家，现居广州。主要著作有《广州美术史》、《左岸的狂欢节》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