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方寸之间
作者：蒋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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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就是这样坚硬和冷冽：若无科学技术的相助，食肉这个核心难题几乎无法解决，而迄今为止人类各种珍爱动物和保护动物的举措，在这个死结解除之前几乎就是杯水车薪，甚至是自欺欺人。从根本上说，人们无法相信一个嗜肉者怀抱一两个宠物就成了动物的朋友，也无法相信一个嗜肉者放飞了一两只小鸟就成了动物的救主。他们不过是一时心血来潮的厚此薄彼，如此而已。
也许，我们还得等待和努力，我们不能不寄望于科技手段最终能把人类从食物链中拔出，从而逃离物物相残弱肉强食的原罪性渊薮。这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人类也许可以绕过活生生的动物（甚至可以绕过活生生的植物），直接从水、空气、泥土中提取原料，制作出高仿真的肉制品，乃至将鸡鸭鱼肉各种美食的口感、香味、营养成分完全复制以供人类食用。人类不是已经像种蘑菇一样，在老鼠背上培植出了人的耳廓吗？不是已经用单性繁殖的办法，克隆出了羊牛等各种动物活体吗？与此相比，克隆一块块无生命不活动的“肉”，是不是还要来得容易些呢？是不是不那么遥不可及？既然人类已经借科技的成就让自己飞行的高度超过了鸟，奔跑的速度超过了兽，既然连到别的星球去殖民的幻想都在一步步被实现，既然已经有了许多以人造品代替动物制品的先例，再往下想一想，人类为什么不能创造出人造肉品，从而让所有动物从屠刀下解放出来？
只有人类走到了这一步，人与动物的关系才可能发生最根本的改善，就像奴隶和妇女的地位曾经发生过根本性提升。只有到了那个时候，动物不再是食品，或者说动物肉品作为人类美食变得相对次要、相对不合算、相对高风险——包括承担道德指责的舆论风险——以后，所有生命共同的福利才会取代人类利益第一的观念，成为一种新的主流性道德价值。在一种新科技所确保的全新制度和习俗之下，地球生物圈的和睦关系才可能因之得以修复，人类以及人类的后代将不再困顿于数之不尽的道德难题，比如魏奶奶不需要为杀鸡而垂泪，继生不需要为给活猪灌水而自责，周婆婆不需要被迫在领低保还是养狗之间做出选择，杨杨不需要为恪守素食承诺忍受离婚的痛苦，严敬笔下的动物不再永远是无奈心灵的载体，小猪笨笨的幸福也不会只存在于闪烁迷离的梦里……
遗憾的是，在2007年仲春我的书几近结尾的时候，这一切都还只是一片诱人的憧憬。生活在现实里的人们还无法摆脱心灵与行为之间的冲突，包括像我一样，一边对动物的处境满怀同情，一边对自己无法严格素食心存罪感。而且就职业而言，我算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还有更多的人受生计所迫，不得不跟受虐的动物朝夕相处，每天面对着它们的惨叫、挣扎以及鲜血和死亡。
那一天终会到来的吧？
那一天应该到来，就一定能够到来。
彼得·辛格说的并没有全错，因为希望存在于我们对生产力发展的人性控制，因为科技发展跟人类其他活动一样，也有循天理与纵人欲的区别——其为善或者为恶，取决于人类道德理性的驾驭水平。包括哲学在内的社会人文学科在这方面负有义不容辞的职责。按照章太炎先生的说法，科技带来大善的同时也带来大恶，带来大利的同时也带来大害。无所不能的高科技，彻底解除了现代人对大自然神秘力量的敬畏，无神论铸造的钥匙，打开了天堂的后花园，让人们不光在精神上得与上帝一起狂欢，还可以趁着酒兴谋杀他一千次。在丧失了宗教感的现代人面前，上帝从来不曾像今天这样毫无招架之力，死得这样完全彻底。汤因比指出：“技术的进步，特别是1773年至1973年这最近两百年间的进步，极大地增加了人类的财富和力量，人类作恶的物质力量与对付这种力量的精神能力之间的‘道德鸿沟’，像神话中敞开着的地狱之门那样不断地扩大着裂痕。在过去的五千年间，这种巨大的‘道德鸿沟’，使人类为其自身种下了极为惨重的灾难。”
汤因比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人类的物质力量增大到无法无天的地步，其精神并未能随之同步成长，所以当早期社会低下的生活水准，对人类欲望的强制性遏制失去效力，人的贪欲随着自身能力的加强和物质财富的增长，无限膨胀水涨船高。人类借助发达的生产力摆脱了生活必需品的奴役，却将自己卖身给奢侈品和虚荣心，成了更加可悲的奴隶。
马克斯·韦伯在论及现代科技的功能时，曾经将现代科技对社会的影响描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现代科技具有满足公众物质需求的功能（权且简称为A功能），也具有进一步提升公众物质欲望的功能（简称B功能），当A超过B时，社会相对平衡，人际关系温情脉脉；当B 超过A时，社会矛盾激化，人性黑暗的一面凸现。这实际上论及了科技发展方向的本质。对韦伯的观点稍加引申，科技给整个地球生物圈带来的影响昭然若揭。
人类在科学技术方面的发明，更多用于满足人类正当的生存需求时，地球上的所有生命得以生生相息，反之，会直接导致一切生命的共同灾难。不妨耸人听闻地强调，未来科技的发展，将随着人类对其方向的把握导致两种极端：或为所有生命平等的生道主义准备必要的精神和物质条件，或将现存的人道主义也一同毁灭，把人类送入一个新的中世纪。人类能否逃脱恶魔般的物质诱惑和贪心的报应，要看他是否能用科技这把打开了天堂地狱两扇门的钥匙，重新将地狱之门锁上。
在当前的社会背景下，科学技术要想创造条件担当起解放动物重任，对科技进步方向的检讨和矫正必不可少。事实上，方向正确的科技实践不仅能救动物于危难，还可以培育人类跨种族的道德情感。2007年中国大连的群鸟离奇自杀之谜，通过科技观测得以解释和解决，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个案。
甘地有一句名言：自然界的资源可以满足每个人的需求，但却不足以满足每个人的贪欲。问题在于沉迷在物质高度丰富的万丈红尘中人，正在丧失判断何为需求何为贪欲的能力，也就是分辨天理与人欲的能力。
何为天理，何为人欲，是一个久已有之的古老问题。在我们的老祖宗那里，答案似乎也是现成的。
程颐说：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淫酷残忍，本于刑罚；穷兵黩武，本于征讨。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
朱熹说：天下万物当然之则便是理。……不为物欲所昏，则浑然天理矣。……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有天理自然之安，无人欲陷溺之危。
大而天地万物，小而起居食息，至于一草一木昆虫之微，亦各各有理。明辨天理，就是把握万物当然之则，作出合乎天理的选择。但凡涉及到动物，杀生的问题就不可回避。进而言之，同样是杀，怎么杀也有天理和人欲之别。中国居士丰子恺认为，人们为了生存而割食动植物，是不得已和必要的，而不是无端的。在他看来，杀与不杀的度就在这里，必要就是天理，无端就是人欲。
道理既明，度就成了一个微妙的关键，它几乎无处无时无事不在。在每一个具体的事件中，它总是千变万化，因时因地因环境而异。何谓过度，在每个人的眼中也会各不相同。
英国文豪萧伯纳是一个素食者，当一个朋友问他：“假如我不得已而必须吃动物，怎么办？”萧伯纳回答：“那你要杀得快，不要使动物多受痛苦。”这句话曾被英国的素食主义者群起而攻之，人们说，怎么杀不是要了它们的命。换言之，既然要了它们的命，怎么杀不行？
试想，无痛处死和活活被注水毙命对猪和牛们，怎么会是同一回事？就像人类处死罪犯的手段，也为避免过于残忍，逐渐废除凌迟、车裂、砍头、电椅、绞刑，而且还在逐渐把枪毙改为注射。没有谁会认为，罪犯横竖都是一死，凌迟和注射并无区别吧。
“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教人明天理，灭人欲。”（朱熹语）当我们借着先贤思想的烛照，在人性的迷茫里前行，还有多少盲区要穿越，还有多少歧途要折返，也许并未可料，但我相信只要认准了那个方向，哪怕是迈出趔趄的一小步，也值得我们欣慰。
“不要原子弹和F16，要人造革和人造肉。”或许应该成为科学技术献给包括人类自己在内的一切生命的祝福。
（选自《一只蚂蚁领着我走》，三联书店2008年1月出版）
蒋子丹，作家，现供职于广州。主要著作有《左手》、《动物档案》等多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