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方寸之间
作者：蒋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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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和考古发现证明，早期人类同类相食的现象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普遍。在远古，人吃人并不会有什么避讳和禁忌，甚至不会带来惊诧和不安。美国人类学家爱德华·吉福德在研究史前斐济文化后得出结论：“除了鱼，人是最经常用于人类食物的脊椎动物。”
最初的人类从树枝上移居地面，开始直立行走，生存的机会仅在捕杀别的动物或者被别的动物捕杀之间，成为食肉动物中的一种。是农业技术的萌芽使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有意识地种植粮食和储存食物，驯养所猎得的野兽，从此人类受到的饥饿威胁大大减少。烹食同类的现象即使存在，除了大灾大祸之下的例外，一般也不再是出于饥饿原因，而是如人类学家所发现的那样，有的是为炫耀残暴，有的相信吃人肉可治疗某种疾病，有的因怀有仇恨以吃掉敌人来发泄报复情绪。
随着物质生活的进步，人类有了人伦和教化。什么是人，何以为人，开始成为人必须面对的终极性问题。他们中间的智者说：人者，仁也。仁慈恻隐，自利利他，故名为“人”。人者，尽也。尽儒教伦常之道以敦伦，尽佛教心性之道以证心，故名为“人”。（《印光大师文选》）“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荀子·修身篇》）正因为有了这些领悟，人的各种犹豫和困惑也自此而始。
一般而言，文明人在生存无虞的情境下，烹食同类被视为天条不可触犯，“人命关天”被视为人伦的最重要底线。但这条底线也并非牢不可破，一旦进入生存极限环境，活下去的念头会压倒一切，人类的文明伦常也可能被违背和被忽略，或者说被暂时搁置起来——尽管这样做会给当事人带来巨大的心灵内伤。远远近近的文字记载的恐怖事件，遍布于历史的各个角落，直到发达的二十世纪。1972年，乌拉圭英式橄榄球联合会球队的飞机，在安第斯山一个偏远地区失事，活下来的队员们一直在吞食队友的尸体，以赢得时间等待救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美国西部拓荒者，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同样烹食同伴的尸体以维持生命。一则佚名作者的中国野史笔记，录下了近代四川省一场赤地千里的灾荒，录下了谷米“贵过人肉”的情况。当时半边较为肥壮的熏腊人，价格只有八千文。老瘦男人叫作“烧把火”，妇人叫作“不羡羊”，小孩叫作“和骨烂”，所有的人又通通叫作“两脚羊”，或者叫“菜人”。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在《王氏之死》一书，还叙述过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山东郯城的大蝗灾。当地农民“兄食其弟，夫食其妻，辄相谓曰：与其为人食，不如吾自食，稍延旦夕之命。或者：与其全家人人都死，不如食父食兄食妻，才好保吾命。”《郯城县志》载：在城外乡间，最亲密的朋友也不再敢一起走到田野里去。
自然界的生命从来都是以其他生命为代价才得以延续，人类也不能例外。在生存的底线，生物逻辑的铁律剥夺了人们选择的自由，道德也就失去了存在的依托，任何道德都得给生命的存在和延续让路——谁能对这样的食人者做出道德指责？《朱子语类》卷十三有言：“天理人欲，几微之间。” 如果说人吃人这样的极端事件，也有天理和人欲之分，听上去可能会有些刺耳，但实际上每个人都不难分辨其中的区别。
物质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人口的增与减，经济的兴与衰，社稷的治与乱，道德的进与退，而物质条件的改善始终与生产力发展有着紧密关系。彼得·辛格的《动物解放》对这一点注意不够。他似乎是个道德主义者，仅仅将改变动物生存状态的希望寄托于哲学家，把支持素食和动物解放作为“哲学家的新任务”，认为只有生命平等的伦理被世人广泛认同，人类虐待动物的一切陋习，诸如猎杀食用动物、穿戴动物皮毛、用动物做实验、把动物当作观赏和娱乐的玩物等等，才能被反省被扼制直到被抛弃，动物才可能如当年的奴隶和妇女一样被解放。
然而，纵观历史则可以看到，无论奴隶解放，还是妇女解放，都不仅仅是人类道德伦理自觉的结果，不仅仅是人类善心大发的伟业。如果不借重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生产力发展，不重视道德的必要物质条件，某些热情而且激昂的道德呼吁可能就太书生气了。
不妨看看工业化以前的欧洲。在很长的时间内，肉质的人，再辅以少许畜力，一直是最重要的生产力。在古希腊罗马时代，战俘源源不断补充着奴隶的队伍，奴隶成了最为廉价的“生物发动机”。尤其对于游牧社会来说，他们常常被视为能直立和能说话的牲口，是最为普遍的资本形式和财富体现。我们在奴隶市场、奴隶角斗场等场所，都可以看到这种把奴隶等同牛马的景观。如果不是后来大面积的瘟疫、伤寒、黑死病以及对外战争削减了这种生产力，统治贵族同样能使社会经济生活得以维持，对技术发明也不必特别重视。反过来说，如果不是人力奇缺这一历史困境催生了科技发明浪潮，欧洲的工业化便难以出现，以机器替代奴隶的制度和习俗也难以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说，奴隶制度终结主要有赖于以蒸汽机机为代表的现代生产力，而不仅仅是一场爱心运动的产物。十八世纪以后法国、英国、俄国、美国、南美洲各国的相继废奴，只有在机器的性价比明显高于奴隶的历史条件下，才有可能从道德家的呼吁演变为广泛的社会运动。
把人看作珍贵的生命体而不是物质资源的人道情感古已有之，对奴隶的同情之心并不是十八世纪之后迟到的一份精神大礼。但美国直至资本主义早期还有大量奴隶制农场，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直到现在也有黑砖窑“奴工”一类偶发现象，这些似乎印证了史学家汤因比的话：食人习俗和使用奴隶的制度，曾并存于已经相对成熟的人类社会。既如此，一种情感何以外化为一种运动？或者说，一种美好的人类情感是藉何种机缘才能实现人道主义的制度化变革？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并非都是冷血之士，十八世纪之前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并非都是虚伪的一伙，但为什么他们对奴隶制都只能沉默、容忍、暧昧乃至公开为之辩护？事实很明显，他们纵有人道的思想闪光，纵有怜奴和废奴的个人修身之道，但在足够的技术进步以前，在机械的发明和使用代替了人力以前，在畜力与机械替代人工的成本效益大大显现以前，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只可能站在实利而非道德一边。道德先驱们的长期努力只有在奴隶所担负的生产任务变得相对次要、相对不合算、相对高风险——包括承担道德指责的舆论风险——以后，才可能使废奴成为社会共识，否则连林肯这样的仁人志士也可能继续当他的奴隶主。
妇女解放的情形也是这样。在人类漫长的历史阶段，妇女因其天然的体弱和生育负担，一直在高体能强度的生产和战争中位居边缘。以至二十世纪之前，即使在政治制度最为民主的欧洲，妇女也不可能与男子同样享有接受教育、继承财产、参与政治的权利。古希腊的选票就一直与妇女无缘，暴露出这种民主的局限性。亚里士多德对此作了这样的解释：“女人的地位乃是介于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柏拉图则说，“如果一个男人过着懦夫般的生活，他会转投胎为一个女人，而如果一个女人过着苟且的生活，她就会转投胎为一只鸟。”这样，即使个别女性可以受宠和承恩，即使欧洲也有过女神（雅典娜）、女王（伊丽莎白）、女英雄（圣女贞德），但就广大女性的真实身份定位而言，她们仍然不过是附属于男人的泄欲机器和生育机器。
事实上，妇女地位的提高直接受益于近代工业革命。技术含量越来越高的机械，把劳动强度减弱到了妇女可以胜任的水平，妇女就可以广泛就业了。随之而来的两次世界大战，使青壮男丁人数大减，更把妇女逼上了生产第一线，送入了车间、学校、医院、写字楼。为了应付历史赋予的这些社会责任，妇女受教育和学技术势在必行，自然加强了她们的经济实力和权益要求，包括不光要有投票权，还得有被选举权。因为经济自立，离婚不再可怕，她们不再需要强迫自己屈从于男人的虐待。因为避孕技术的进步，她们减少了生育与家务的拖累，在一场性别权利战争中有了更多的回旋余地和轻巧身段。特别是在当今的电子信息时代，治国安邦不再取决于马背上挥舞冷兵器的征伐，女人操着键盘和鼠标，完全可以同男人一样操作巨型战舰和巡航导弹，甚至可以比男人干得更好。到了这一步，她们活跃在军队、法院、议会、政府等各种权力机构，甚至成了社会绝大多数领域里名副其实的“半边天”，还有什么不解放之理？在这一过程中，技术进步所造成的各种社会活动机器化和智能化，即对体能依赖度的下降，显然是妇女解放的基本条件。假如把劳动强度复原到工业化时代之前，恢复到干什么都得靠拼肌肉的时代，恢复到女人们一辈子都只能忙着生儿育女以补充社会人力资源的时代，我们该如何设想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