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疾病、身体与技术
作者：祝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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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患病前的盲目自信相反，患病后人们经常跌入自卑的深渊。病人通常以厌恶自身的方式表达对医生充满崇敬。前面谈到，患病是人生的一种正常现象，而医治，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简单的消费行为，即通过花钱来购买服务的行为，但实际情况往往并非如此，在医患关系中，医生无疑占据着主导地位：“我们总是倾向于迷信医生，把他看作是死神之前的阻挡者。我们明知无望，仍执迷不悟地在最后一刻把盼望奇迹降临的目光投向医生，这是为什么呢？医生是掌握着生存签署权的人呢？还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看护人，而他自己同样拥有一具会患病的身躯？”（吴亮：《医院简略图》）与一般消费场所（比如餐馆、电影院）不同，医院是掌握生杀大权的地方，这把医生托举到权力至高点上。为此，吴亮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意象：医院的转门——它通向两个世界：生与死，它时而转向人生，时而转向死神。没有厨师我们照常可以吃饭，没有司机我们照样可以通行，但没有医生我们会死（至少我们这样认为）。因而，医患关系不仅仅表现为手术刀与肌体之间的物质关系，而且存在着一种深刻的权力关系。
一个医生不可能记住他的病人，而一个病人将永远牢记他的医生，这表明了双方的不平等。福柯认为，医学院把知识变成一种社会特权。双方在数量上的不均衡只是表面现象，更深层的原因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归因于医生是诊疗技术的垄断者，“从口罩上端露出两只眼睛的医生是令人畏惧的（手里拿着听诊器，或者，以化验室的试管、放射科的灯光和理疗室不知名的新式器械为背景）。那些冷森森的物体（病人既不会操作它，甚至不清楚它们的用途和功能），是医生权威形象的道具和装置吗？”（吴亮：《医院简略图》）没有医生的明确告知，一个病人甚至不可能真正了解自己的病情。病人的苦苦追问和医生的不耐烦，是医院里最司空见惯的图景。另一方面，医学的真正对象是群体而不是个人。医学是依赖群体病况的积累发展起来的，“如果一个人想认识自己所患的疾病，他就必须抹去个人以及他的特质。”（[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齐默尔曼说：“造物主通过不可变更的法则规定了大多数疾病的历程。如果疾病的过程不被病人干扰或打断的话，人们很快就会发现这种法则。”（齐默尔曼：《论医学经验》法译本）福柯进一步解释说：“在这种层面上，个人不过是一个负面因素。”“分类医学把疾病置于同系的领域，个人在那里没有任何正面的地位。”病人总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的。他们拥堵在医院大厅里，然后根据病情而被归了类，分别被输送到不同的科室；而医生则以个体形式出现，专家的名字甚至直接被悬挂在挂号室的窗口，供病人们反复阅读。一位资深的医生一天可能做十台手术。他像明星走穴一样，先后出现在不同的手术室里。他出现的时候，麻醉师已完成第一道工序，助手会给他戴上长长的消毒手套，他会完成手术中的关键步骤，然后离开，奔赴下一台手术，把术后缝合这类杂活儿交给助手们。公元2006年3月，跟腱意外断裂的我趴在手术台上，心里计算着自己是第几台，觉得自己有点像屠宰场里的羔羊。麻药对我始终不起作用，这令主刀医生感到扫兴，显然，这耽搁了他宝贵的时间。他不认识我，只认识我的伤腿。他想的是怎样多快好省地完成手术，我想的是我是否能够像往常那样站立起来。一个人的病痛可能牵动一个家庭的情感和命运，但这些都消隐在病历报告的后面，变得无足轻重。
三
我们不得不承认，医生是疾病的唯一克星，对于我们的病弱的身体，只有医生具有扭转乾坤的能力。即使不考虑春苗所担负的阶级斗争重任，她的形象在广大贫下中农当中仍然是无比高大，只因为她是医生，即使仅仅是一个赤脚医生。（春苗曾经对医生方明说：解放前，水灾年年遭，瘟疫年年闹，可是谁吃过一片药？我们贫下中农盼望自己的医生，盼了多少年，望了多少代！）医生不仅仅是具有除病技术的人，他们已经成为一种象征，仿佛他们的身躯具有排斥病魔的先天能力。即使存在着误诊的可能性，即使尚有许多顽症无法被克服，我们对医生仍然充满依赖。福柯曾经对医院的功能有如下怀疑：“医院不仅由于自身构成一个封闭、污染的领域而制造出疾病，而且在它身处的社会空间里制造出更多的疾病。这种隔离原本是出于保护的目的，却使疾病易于交流，使之无限地繁衍。反之，如果让疾病留在其诞生和发展的自由天地里，它绝不会超出自身，而是会自生自灭；在家庭里接受救助，还会弥补因疾病造成的贫困。”有时我觉得，就医更像是一场行为艺术——我们被安排在一个固定的场域中，按照固定的程式完成固定的动作，就会得到一个被许诺的结果。即使医生给我们服用的是维生素，我们也会把痊愈的功劳记在医生账上。对于病人而言，医生和药物，是否仅仅是一种心理安慰？伟大领袖毛主席曾经表达过他对医生的怀疑：“不晓得医生有什么用：他们连感冒这样的小病都不能预防，这会损失很多时间。”（见[美]埃德加·斯诺：《漫长的革命》）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他们为自己的病症四处寻医，而针对相同的症状，不同的医生作出的诊断竟然大相径庭，甚至南辕北辙。但没有人因此而放弃就医，相反，这更加坚定了他们投奔医院的决心。
我们不可能像这样服从一个人：在他的口令下脱光衣服、出示隐私部位、做出难堪的动作，只有医生例外。在美国电影《极度危机》中，恐怖分子用一种神秘的病毒控制了美国总统。主治医生在面见总统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请把你的衣服脱了。”在医生面前我们放弃了自己最后一道防线，那是因为我们把捍卫生命的重任托付给了医生。医生代替我们履行着管理身体的职能，他们是现实生活中最高的神，任何人必须绝对服从。
对医生的崇拜几乎是与医学史同步开始的。中国的文明始祖，诸如神农、伏羲、轩辕，都是兼职医生。一般认为，“神农尝百草，始有医药。”《辞海》中亦说神农氏是“传说中农业和医药的发明者”。轩辕即黄帝，据说是《黄帝内经》的作者。医学家岐伯和雷公曾和黄帝一起讨论医学，并以问答形式完成一部医书，就是后人托名成书的《黄帝内经》。中国人从来不曾中止过对医生的迷信，即使身为万民之主的皇帝也不例外。尽管某些巫医不啻于职业杀手，但他们历来以正面形象出没于历史。薛宝钗服用的“冷香丸”，可以被视为这种巫医崇拜的典型案例。据患者薛宝钗介绍，这种“海上方”“要春天开的白牡丹花蕊十二两，夏天开的白荷花蕊十二两，秋天的白芙蓉蕊十二两，冬天的白梅花蕊十二两。将这四样花蕊，于次年春分这日晒干，和在药末子一处，一齐研好。又要雨水这日的雨水十二钱……哪里有这样可巧的雨，便没雨也只好再等罢了。白露这日的露水十二钱，霜降这日的霜十二钱，小雪这日的雪十二钱。把这四样水调匀，和了药，再加上十二蜂蜜，十二钱白糖，丸了龙眼大的丸子，盛在旧磁坛内，埋在花根底下。若发了病时，拿出来吃一丸，用十二分黄柏煎汤送下。”而这一偏方的制造者，便是那个并无行医执照的神秘和尚。这一略带抒情色彩的药方无异于摆在现实面前的一道五级方程。难怪周瑞家的控诉道：“真坑死人的事儿！等十年未必都这样巧的呢。”它实际上是对病者弱势地位的形象表达，作为被支配者，薛宝钗在现实生活中的优势地位，已被化解得无影无踪。
八岁的时候，我在医院度过了整整一年的时光。我的学历中小学二年级的学习纪录为零，我每天面对的是洁白的医生。白色是对死亡的祭奠，它令我恐怖和绝望。我的支气管似乎丧失了捕捉空气的能力，深度的哮喘病把我折磨得死去活来（只有在艺术作品里，疾病才具有一种忧郁浪漫的色彩，比如《茶花女》中的肺结核，或者《血疑》中的白血病）。我的身体像是一道运行遇阻的数学题，纷乱、无序，去向不明。根据中西医结合的疗法，她们要在我的胸口、胸部两臂间的骨骼缝隙等处（我忘记了穴位的名字）注射针剂。我每天的工作就是接受这样的刑罚。我的母亲不断掉泪，但她对医生们没有丝毫不满，相反，她充满感激，至少她比《春苗》里那个看着孩子在卫生院里死去的母亲更加幸运。一年的徒刑并未使我的身体状况有所改善。它的心理意义似乎更大。但我的母亲没有气馁。她坚持不懈地寻找着那剂神奇的良药。我仍然记得她拉着我穿越长长的走廊去见一名中医。只有在梦境中，我才穿越过那么长的走廊。我们推开一扇门，走进一个巨大的房间。原来是一个阶梯教室，那位中医正给学生们上课。当我母亲说明来意时，一阵响亮的笑声将我吞没——几十位工农兵学员爆出哄堂大笑。那是我生命中最尴尬的一瞬，母亲的爱第一次伤害了我的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