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2期
疾病、身体与技术
作者：祝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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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72年，著名画家陈衍宁把他两年前完成的油画《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重画了一遍。这幅画参加了该年举行的“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三十周年全国美术展览”，又由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了对开画页，从此轰动一时，给陈衍宁带来了极大声誉。此后两年，陈衍宁放弃了宏大视角，开始关注普通人，于1974年完成了油画《渔港新医》。这幅画上的普通人已不再像《毛主席视察广东农村》那样以人民的名义集体亮相，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个人——一个富于青春活力的赤脚医生。她倾斜着身体，提着一只洋皮铁桶，在为渔民送药。作为疾病的抵抗者，她有着与身份相符的健康的体魄，透过她穿着的广东渔民的宽松服装，可以感受到她身体内部的力度和肌肤的弹性。作为她身份的象征，那只踩踏在船帮上的赤脚格外引人注目。那是经过海水浸泡并被南国充沛的紫外线照得通红的赤脚，上面记载着一个年轻的赤脚医生的全部履历。
我熟悉这幅画是因为它曾经被印刷成年历，很长时间贴在我家墙上。那时我的腿部刚刚做了一个不小的手术，腿被石膏固定成一个姿势，并且要在长达半年的时间内维持这个姿势，即使睡觉也不例外。那段日子里，那个健壮的女孩是我唯一的朋友——我甚至企图与她对话。她的嘴唇微张，正是想要说话的样子。在阴郁的北国冬季，这幅具有强烈的户外光影效果的油画照亮了我的整个房间。我坐在床上不能动，常常望着她的那只脚发呆，想象着行走和奔跑的感觉。脚、船、大海，这些意象既对我形成蛊惑也对我构成伤害。成年以后，我长期在南方游走，或许就是为了完成当年那个病童心中曾经许下的诺言。
赤脚的女孩给我某种安全感，因为她是医生，并且拥有健康的青春。她为我提供了完美的身体范例，为我多病的躯体指明了方向。她部分地缓解了我伤口的疼痛，并对自己成长中的身体满怀憧憬。直到现在，我才注意到一个有趣的事实，在当时所有的美术作品中，赤脚医生几乎不约而同地以少女的形象出现。这标明了艺术与现实的距离——一个年老的中医出现在我们面前，会让我们备感信赖，但在绘画上却恰好相反。我猜想画家们在潜意识中赋予赤脚医生以欧洲古典绘画中女神的职能，她们对于生命的诠释不仅来自她们的职业，更来自她们的躯体本身。
我能够脚踏实地之后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描写赤脚医生的，叫《春苗》（上海电影制片厂，1975年摄制，导演：谢晋等）。这是一部用以证实“文化大革命”正确性的影片，因为在春苗眼中，医疗系统执行的是一条资产阶级的黑线，只顾研究脱离实际的“尖端课题”，根本不管贫下中农的死活，必须对它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它赋予赤脚医生田春苗以无所不能的超人本领。在以“巫”的面目出现的贾月仙衬托下，田春苗的“神”的功能得以强化——她兼具了神的仁慈和业务技能，这一德艺双馨的角色不仅使老贫农水昌伯的腰腿病得以痊愈，而且使他的身体被派上更大的用场——亲自参与到同卫生院院长杜文杰的斗争中去。撇开本片的政治含义不谈，这部影片让我目睹了疾病对于生命的蚕食过程，和人们对于疾病的艰辛反抗。这对于生来就多病的我来说无疑更有现实意义。春苗手中银针法力无边，它用最小的接触点激活了身体内部最大的潜能，那些在人体解剖图上根本看不见的穴位，像密布的奇兵，随时等待着神针的调遣。
二
疾病是作为身体的对立面出现的。它是真正意义上的不拿枪的敌人，总是蠢蠢欲动，亡我之心不死。无论贫下中农，还是伟大领袖，都不是它的对手。它有着毋庸置疑的攻击力，帕斯卡尔在《思想录》中说过，克伦威尔威风凛凛，王室和基督世界都在他脚下战栗。然而，一块尿沙在他的输尿管里面形成，并且要了他的命。于是，他的王朝垮台了。疾病不仅毒辣，随时可能击倒一个强者，而且十分阴险——它总是埋伏在暗处，在不知不觉中向人发起攻击。一个健康的身体对疾病往往没有任何防备，桑塔格把它形容为“冷酷、秘密的侵入者”。生病对于许多健康人而言简直是天方夜谭，他们对医院和药物不屑一顾，但没有任何人能够得到疾病的赦免。可能在某一个不经意的瞬间，他们会遭到疾病的突然袭击。卡夫卡讲过一个简短的寓言：“猎犬们还在庭院里嬉耍，但那猎物却无法逃脱它们，尽管它们正在飞速地穿过一片片树林。”猎犬和猎物的关系刚好隐喻了疾病和身体的关系。一旦人们被病魔选中，他们的世界会迅速变小，由整个世界缩减为一张病床。发烧、溃烂、消瘦、疼痛，整个身体变得不可收拾，像棋盘上一个无解的残局，企望着高手起死回生。
2003年中国暴发的SARS危机是疾病对人们的一次严正警告，许多人至今仍谈之色变。在那次事件中，病魔已不像从前那样深居简出，而是四面出击。每个人都受到它的胁迫，退出正常的生活秩序，把身体置于最严格的保护之下，却仍无法阻拦疾病日益迫近的脚步。“疾病可能隐藏在任何一个地方，隐藏在森林里，下水道里，餐馆里，电影院里，超级市场里，甚至隐藏在炎热的空气、阳光和哗哗的流水里——谁能够用双手把无形的疾病拦住呢？”（南帆：《循环的链条》）这使人们陷入空前的恐怖之中。“人，不单单是某个个体，而是整个的人群组织，历经了一次巨大的心理震荡，这个震荡不仅仅是对死之恐惧，而且还是对一个罕见处境的茫然经验。”（汪民安：《SARS危机中的身体政治》，见《身体的文化政治学》，第25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今天看来，这种极端处境并不是一场意外，它是一则寓言，讲述了我们身体的正常处境。对病菌的漠视显示了身体的傲慢，但实际上，身体从来都不是病菌的对手。
生病是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上帝为人事先设定的程序，是人类对健康支付的成本，是人生一项必须履行的义务。它把纷繁复杂的社会关系归结为一种简单的关系：医生和病人。所有的社会身份都被这层简单的关系所覆盖。无论水昌伯多么急切地向医生表白，自己要为社会主义事业添砖加瓦，现在，他的身份只有一个：病人。他卧床不起，剥夺他劳动权利的既不是像钱济仁这样的阶级敌人，不是像杜文杰这样的“走资派”，而是他的身体本身。当我们去医院诊疗的时候，无论我们是律师还是工人，在医生面前都毫无意义。我们所有的人生努力和社会积累都被归零。病人在床上被当作一个肌体，一个床号，一个仅有病历而没有其他履历的人。医生通常只能记住病人的病情而无法记住他们的名字。意识形态退居二线，我们只剩下一个躯体，被送到各种仪器的流水线上，等待着最后的判决。
疾病使我们的生命被数据化。心律、血糖浓度、血小板含量……成为我们身体状况的标志。医学通过对这些数值的限定，实现它对我们身体的干预。只有经过科学仪器的检验，我们的身体才能被确认为合格产品，自命的健康，随时可能被宣布为伪劣产品。所以福柯认为，疾病是被规定出来的。他说：“对于分类学者来说，医学认识的基本活动就是建立‘坐标’：把一种症状安置在一种疾病中，把一种疾病安置在一种类型的集合体中，把这种集合体安置在疾病世界的总体图案中。”（[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下文所引福柯言论均出自该书——编者注）我的一个朋友做了一次例行体检。他在上午还是一个健康人，下午就变成了一个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在医生面前，身体恢复了它的物理本性——它只是一架等待修理的机器，而医生则是身体的修理工，他们会根据某些固定的程序对那些损坏的零件进行修理，至于患者是谁，那并不重要。所谓医术只是一项技术，我们说一个人医术高明并不是因为他多么仁慈，而是因为他能对疾病做出准确而有效的处理。在手术室经常用一块布挡住患者的脸，对于病者而言，那块布遮住了他的伤口；对于医生而言，它挡住了病人的脸——那张脸（以及脸上的表情）对他们毫无意义，完全可以忽略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