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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身体与技术
作者：祝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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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偏方的要求下，我必须在每年冬至吃下一个不加任何佐料的烤白萝卜。那真是令人作呕的食物。它不如“冷香丸”高贵，却可能关乎我的未来。我在母亲近乎乞求的目光下将它吞食下去。治疗过程加重了我的身体苦难，我们试图通过折磨身体的方式来解救身体。我们对医生的诺言深信不疑。
这提醒我们关注医疗中的权利关系。那就是，患者永远处于被支配、被规训的地位上。像薛宝钗那样，在医生的指点下亦步亦趋，在等待和煎熬中苦寻生命的解药。做出妥协的永远是病人而不是医生。那位中医高高在上的讲台具有某种象征意义，它处于我们视线的上方，和所有视线的焦点上，那刚好是一个适于被参拜的位置。我只记得他的位置，而早已忘却了他的面庞。
医院实际上就是医生对患者进行规训的场所——病人必须遵循医嘱打针和服药，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起床和休息，必须根据医生的指示而出现在各个检查科室，而且，必须服从若干医疗禁忌——不许吸烟、不许喝酒、不许打牌、不许说笑……他们像病理切片一样，被医生们从原有的生活秩序中截取出来，放置在一个统一管理的系统中，被分析、监视和控制。“他们的原有生活告一段落，时间停顿下来（现在他们按照医院的时间表过另一种生活了），环境也彻底改观了。他们和另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临时居住在一起，有固定的医生和值班护士治疗、护理和监管他们。这是根据医院的法则和生活的偶然性建立起来的群居集体，有些像收费低廉的旅店或拘留所、收容站，许多毫不相干的人呆在一起，天天相处，却同各自的历史和环境阻隔开来。他们的共同之处只在于：他们是病人。”（吴亮：《医院简略图》）我的跟腱断裂是运动不慎所致。在那场足球赛中，我打进了三个球，身体的欲望和能量得到了充分的释放。而现在，我只能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朋友照常发来邀我踢球的短信，奔跑的足球成为对我目前处境的莫大嘲讽。烟花三月，窗外春花怒放，女孩子都换上了裙子——这是射进室内的一米阳光给我带来的推测。我像是被囚禁在一个漆黑而狭小的电影放映室内，透过闪烁的光线来想象春天那浩大汹涌的投影。我每天都在期盼医生前来查看病情，等待他根据病情来宣判自己的刑期。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对监狱进行重点研究，实际上，医院和监狱有着相似之处——它们有着类似的监控系统，这种监控是通过规章、建筑和看护者共同完成的；连它们的功能都颇为相似——它们都以“治病救人”为目标，只不过医院治疗的是身体上的病，而监狱治疗的是心灵和行为上的病而已。
尽管有些医院开始实行人性化管理，在环境布置上与家庭接近，病房内有电视、微波炉和浴室，但这无法更改它的性质。病床与我们的卧榻有着本质的区别，它不是休憩之所，而是疾病的陈列场。医生每天的查房不是对病人的访问而是对疾病的探寻。医学对身体的救援是通过摆布、奴役甚至惩罚实现的。它企图取代疾病，成为我们身体的新的控制者。在拯救身体的名义下，医学对身体形成了新的专制。
疾病是来自身体内部的叛乱，但它却引发了我们对于身体外部的兴趣。治病也不再如前文所述的那样，是一个单纯的事件，而是一个具有社会学意义，甚至政治意义的事件。在此我们不得不抛弃基础主义论点而趋同于反基础主义论点，后者“将身体概念化为有关社会关系性质的话语，或者将身体理解成一个象征系统，或者试图理解身体实践是如何成为一个更大社会结构的隐喻的，或者他们将身体理解为社会中知识和权力的某种社会建构，或者将身体看作是社会话语的某个效应”（布莱恩·特纳：《身体问题：社会理论的新近发展》）。身体不再是一套时而正常运转时而出毛病的物质系统，而是一套社会系统，它包含着以现代医学为代言人的工业社会对身体的孤立和控制：“关于生命基因学、健康、生存必需品、家庭条件、学习能力等的科学话语的膨胀之后果就是将生命带入了国家权力和工业化所控制的轨道上来了。”（约翰·奥尼尔：《身体形态——现代社会的五种身体》）
四
如果我们把“赤脚医生运动”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中剥离出来（《春苗》一片以阶级斗争理论诠释医疗战线的矛盾显得十分牵强，钱济仁医生准备给水昌伯注射毒药的情节十分荒谬），理解为一场反对知识特权和医学专制的运动，或者一场轰轰烈烈的身体解放运动，那么，它就是一场具有后现代意识的运动。如同中国历次革命一样，它是由底层农村发起的，主旨就是打破医生对于医学的垄断，从而建立一种将劳动者与治疗者合二为一的体制。它一方面表达了无产阶级对于作为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医生的不信任（水昌伯曾经愤怒地说：“他们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贫下中农的孩子？！”）同时表达了作为劳动主体的身体对于技术专制的反抗（春苗：“我们这双手，能推翻三座大山，能改天换地，也一定能拿针头！”）。
“赤脚医生运动”的起源地是上海郊区。是一支既参加生产劳动，又防病治病的医疗基层医疗队伍。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发表文章，对“赤脚医生运动”的来龙去脉进行了详细的回顾：
1958年，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指引下，上海郊区广大贫下中农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毛主席《送瘟神》两首诗的发表，极大地激励了他们防病灭病的革命热情。上海医务界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组织万人大军下乡，配合各人民公社卫生院，短期培训和带教了大批不脱产的卫生员。据1960年6月统计，全市10个县2500多个生产大队，共有卫生员3900多名。他们大力进行医疗、预防、宣传工作，为改变农村医疗落后状况，做出了显著的成绩。
1961年8月，中国赫鲁晓夫在上海卫生战线的代理人，肆无忌惮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医疗卫生路线，抛出了一份恶毒污蔑大队卫生员的黑报告，强令卫生员丢下药包。大跃进时代诞生的这支新型的农村卫生队伍被整垮了，3900多人只留下300多人。
1963—1964年，在伟大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上海郊区又逐步重建和恢复保健网。大队卫生员从300多人增加到2300多人。1965年6月26日，毛主席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光辉指示，郊区各县在巡回医疗队的配合下，全面整顿和培训半农半医的“赤脚医生”，总人数发展到4500多人，平均每一个大队有18人；并由“赤脚医生”带训了29000多名生产队卫生员。至此，郊县保健网全面发展起来了。
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又涌现了一大批“赤脚医生”。经过阶级斗争和两条路线斗争的大风大浪的锤炼，这支队伍得到进一步壮大、巩固和提高。（《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见1968年第3期《红旗》杂志）
作为“赤脚医生”的代言人，田春苗始终如一地进行着争取治疗权的斗争，尽管钱济仁医生已经宣布：“粗瓷碗雕不出细花来，你看春苗那双手，也能拿针头？”杜文杰也再三告诫：“拿锄头和拿针头不是一码事。”但这部影片的意义，正在于让拿锄头的手掌握针头。在影片中，医药箱作为一个重要道具反复呈现。对医药箱的争夺成为情节的一个焦点。它既代表着一种阶级权力，也代表着病人的权力——“赤脚医生”和病人都是农民，这实现了医生和病人的身份合一。这或许是领袖为构建他心目中理想社会而有意进行的制度设计。杜文杰有一句口头禅：“如果村村都有医疗室，还要我们卫生院干什么呢？”这证明了医疗权力的下放对知识专制至少在理论上具有抑制作用，尽管它在实践中有一定难度。
毛泽东在1965年就表达过对杜文杰们把持的医疗卫生部门的不满：“告诉卫生部，卫生部的工作只为全国人口百分之十五工作，而且这百分之十五主要还是老爷，广大农民得不到医疗，一无医，二无药。这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现在医院那套检查治疗方法根本不符合农村。培养医生的方法，也是为了城市，可是中国有五亿多人是农民……城市里的医院应该留下一些毕业一两年本事不大的医生，其余的到农村去。四清到六八年，就扫尾，基本结束了。可是四清结束，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是没有结束的。把医疗、卫生的重点放到农村去嘛！”早在毛泽东发出“把医疗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指示之前的几个世纪，人类早就表达过类似的理想。医疗制度与社会制度的同构关系似乎难以避免。“人们开始想象医生无所不在。医生的目视交织成一个网络，时时处处实施着一种连续不断的、机动的和有区别的监控。于是，在农村设置医生的问题被揭出来……”。（[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这些方案包括勒帕诺尔《为救助农民在每区设置三名医生的方案》、鲁瓦耶《医疗救助与财政方案》、德芒戎《改进医学的方法》、巴歇《政治考虑下的医学》等。“大革命前后的数年间，先后出现了两种有影响的神话。它们的说法和指向都是完全相反。一种是医学职业国有化的神话，主张把医生像教士那样组织起来，对人的身体健康行使类似于教士对人的灵魂的那种权力。另一种神话认为，清静无为的回归到原初的健康状态，一切疾病都会无影无踪。但是，我们不应该被这两种说法的表面矛盾所迷惑；这两种梦幻形象其实是以相反的方式表达了同一种医学经验。这两个梦想是同构的：前一种是以积极方式表现了社会通过类似宗教传播的方式实现严格的、军事化的、独断的医学化，并且建立起一个医疗僧侣阶层；后一种也表现了这种医学化，不过是以一种胜利后的消极方式，即疾病在一种校正过的、组织严密的、时刻受到监控的环境里烟消云散，在这种环境里医学本身最终也会与其对象和自身存在理由一起销声匿迹。”。”（[法]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