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核武时代的意识形态
作者：潘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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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东方怎么可能成为“真正”的西方？中国照美国的方式生存，地球就毁灭了。即便你想，西方会允许吗！武器的批判不能代替批判的武器。意识形态是攻击的利器，却不是解决现实生活问题的法宝，不是管理社会的技术，更不是关于吃穿住行的科学技术。
转奉自由民主的“真理”会变得繁荣富强？不，不会。思想上的被征服者会成为征服者支配和鱼肉的对象。第三世界的“民主化”过程也是第三世界被边缘化的过程，是被资本主义核心世界驯服的过程。为了传播，宗教永远号称是改善生存质量的原因，未来的乌托邦恒定是宗教的魅力所在。然而，从科学的意义上说，宗教与生存质量无关。西方人说“自由民主”使他们富裕，可他们明明是占有了南北美洲、大洋洲、非洲、中东、南亚和东南亚之后才变得富裕。除了俄国和日本，他们占据了、移居了、掠夺了地球上所有的陆地，而且还在继续掠夺中。印度多数人民信奉“自由民主”，却不可能像欧美人民那样富裕。如果生存质量没有因为改信“自由民主”而改善，那自然是因为你没有信奉“真正的”自由民主，过上“真正的”自由民主生活。至于谁信的基督更“正宗”，谁的“自由民主”更“真正”，那标准是西方制定的，西方人有话语权，即定义权，处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边缘的民族永远不可能达标。在伊斯兰世界播种民主的龙种，收获的是伊拉克跳蚤。“自由民主”只是个标签，说明西方阵营的先进和非西方国家被压迫的合理。美国大兵刺刀下的伊拉克被认作“自由”了，“民主”了，那么由美国控制巴士拉油田当然有“合法性”，美军在那里永久的军事占领当然有“合法性”。谁会谈论应当制裁每天都在滥杀伊拉克平民的美国军政府呢！于是，必须制裁缅甸，因为那里还没准备接受美国指定的“民主”傀儡。当然不能制裁巴基斯坦或者格鲁吉亚，因为那里已经有了美国控制的傀儡，而且连下一任傀儡都储备好了。意识形态是攻击别国，实现自己国家利益的武器。
既然抽象概念与“实际”无甚关联，便只好转而强调“信奉”所谓“普世价值”。可是，讲究“实际”的中国厌恶这种不讲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争论。政府要求知识界“不争论”，不空谈“主义”，要全民埋头搞经济。受此影响，各级官员不愿在公开场合谈论意识形态，也不敢表明自己的立场，唯恐沾染上可能影响自己前程的“色彩”。
然而，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生产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会败于小日本，延安怎能胜过西安，又怎会有“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事实上，改革开放面临的最大悖论是：物质生产越成功，知识界和政界一些人反而与我国政体离心离德。
我国古代政治家早就懂得，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没有色彩其实就是色彩，就是默认世界的“主流”色彩。
从此，一种生存方式分成三个阶段被对方征服：
（1）对方的话语系统由知识界的非主流变成主流；
（2）知识界的新主流话语渗入政治领导集团；
（3）政府认同此种话语系统，并使之成为社会主流。
从此，被征服者看上去永远像是“自杀”而非“他杀”。
鸵鸟政策只会输掉意识形态之战。意识形态之战，实质不在是否有意识形态争论的“自由”，而在是否有勇气应战，在于是否有能力去争夺战场的主动权，在历史、文化等主要战线发动进攻，而且战而胜之。看看我国那部分缺少了灵魂的“文学艺术”吧，由生产纯责任感而变成生产纯美感，进而生产纯快感，然后生产纯垃圾。文艺不可能是这样复兴的。
换言之，在核时代，“批判的武器”远不如“武器的批判”重要。对文明生存的主要威胁不是批判的武器比较落后，而在于武器的批判比较落后。有了思想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经济界的买办阶层，才会有准殖民地，才会有发达国家的永远发达。在核时代，没有抵抗霸权话语系统能力的民族，没有意识形态竞争力的文明，注定要被击溃。斯拉夫文明如此，伊斯兰文明如此，中华文明也是如此。
我们当然渴望天下大同，但绝不是分成压迫与被压迫的天下。从战略上讲，从根本上说，中国的广大劳动者不是这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股东，买办阶层才是。若能得到“太平世界，寰球同此凉热”，中国何惜将昆仑裁为三截，遗欧、赠美、还东国！在这太平和平等的“天下”降临之前，地球不是平的，昆仑不能倒。
新蒙昧时代与中国道路的启蒙
在对欧洲封建主义的战争中，本着开放解放的精神，自由民主话语系统渐渐成熟为伟大的话语系统。这个系统在应付共产党人的批判中更加成熟壮大。然而，如同罗马帝国时代获得了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一旦赢得了世界的统治权，这个话语系统就变成了教条，走向了堕落，成为压迫者的外衣，征服者的武器，把当今世界带入了政治蒙昧时代。
千年前的西方把世界分成“基督徒和异教徒”的世界，今天的西方把世界分成“民主与专制”的世界。“民主与专制”的两分傲慢地高踞于话语权的最顶端，解释世界上发生的几乎一切重要事情，轻浮地为一切重要的事情开同样的药方。如果治不好病，他们使被洗脑的人相信，责任永远不在药方，而在病人。新的十字军带着自诩的道德优越感发动了新的东征，以人权的名义摧残人权，以自由的名义限制自由，以民主的名义支持专制。他们冒犯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羞辱了斯拉夫世界，也使一部分中国知识界强烈反感。未来的历史学家们会指出，所谓“反恐”战争，非常肮脏，目的是控制战略要地，掠夺战略资源。正如雅克·德里达曾经指出的，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暴行，都以人性和人道的名义进行。然而，即便认识了这场新十字军东征的实质，意识形态依然重要。宗教狂热点燃了基督徒们参加十字军的欲望之火，而“自由民主”之类的信仰煽动着今天愚昧或者功利的西方人民，也给受害者带来了内部的“第五纵队”，带来了抵抗运动的自杀。
需要指出，新蒙昧主义在国内已经流毒甚广了。照着流行的说法，从秦始皇到今天，我国两千多年都实行“专制”；近六十年的制度则是“集权主义专制”，即最恶劣的一种专制。这种分类一笔勾销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一笔勾销了世界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上半期西方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一笔勾销了二十世纪后半期的民族解放运动，也一笔勾销了中华民族过去的辉煌和今天的复兴。奇怪的是，中国居然有如此多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把这两分法奉为圭皋，忽略行政改革，大谈特谈政体的“根本改革”。我国基本政体缺少“合法性”的说法是怎么进入官方话语系统的？
如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的黄平教授所称，“我国已成功解决了挨打、挨饿问题，现在却面临挨骂问题。”物质不再匮乏，精神却涣散了，灵魂开始自由地流浪。在现行的党政体制下，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辉煌成就。但现行党政体制却不仅遭到西方各国指责，而且主要遭遇本国知识界依据西方“自由民主”话语系统进行指责。许多人以为中国不会被“骂”垮，这是浅薄的。因为对政体正当性的自我怀疑，“政治改革”成了我国的正式纲领。“政治改革滞后于经济改革”不仅是国内知识界的主流认知，而且已经是官方话语的一部分了。对很多掌握话语权的知识分子来说，改革当然不是改良，不是改善行政体制。对他们而言，“政治改革”就是从“专制”改成“民主”，就是拆房子、拆政体。无论是“跃进”地拆，还是“渐进”地拆，目标都是把故宫拆掉建白宫。房子未拆，“政治改革”就没完成。然而，世界上只有一个白宫，中国的白宫是“假”的，也只可能是假的。假白宫不是解放的标志，而是被真白宫奴役的标志。对西方意识形态“普世性”的迷信，特别是对竞争型选举制度的迷信，不仅成了中国知识界主流，而且已经渗透到了决策层，开始威胁中国党政体制的前途。西方把台湾贴上“民主”标签，大陆贴上“专制”标签，毫不奇怪。可在国内大众和官方媒体里，甚至大学课堂里，也已普遍使用这种从西方进口的标签，自承“专制”。连军队也不能免疫。有些高级军官开始困惑，既然不应为专制政权攻击民主政权而战，自己怎能参与收复台湾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