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核武时代的意识形态
作者：潘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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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现存的政体都漏洞百出。关于政体的理想不是现实，也永远不可能替代现实的政体。用自己的政体理想来攻击他人的现存政体，并不会导致这种理想在他人土地上成为现实，只会削弱他人现存政体的正当性。中国的政体当然有毛病，正如所有现世的政体都有毛病。而且，任何政体，放在乡村与城市人口对半的中国，放在东西南北巨大差异的中国，都会显得苍白。因为许多地理、历史、文化原因，中华的生存方式从来就是独特的，中华的政体也向来独特。中华悠久、复杂、独特的政治文明，岂是民主和专制两个政治标签所能概括！
我国的现存政体当然有毛病。可中国政体比其他政体毛病更多？为什么不肯承认六十年的巨大进步也是在这个政体下获得的？没有战争和占领，能有美国？拆了故宫建白宫，就会把我们变成美国，这难道不是当初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臆想？有病需要服药并不等于需要服毒自杀。苏联的对手就是这样诱导苏联自杀了，通过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通过苏联那批天真的知识分子和领导集团。
解构政治蒙昧主义没有别的办法，科学是去昧的唯一武器，启蒙只能靠政治科学知识。过去的中国模式曾经给了欧洲启蒙运动以重要的知识启发，今天的中国道路则应成为世界新启蒙运动的主要发动机。
以往六十年的中国，“不唯书，不唯上”，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闯出了一条独特的中国发展道路。稍加抽象，我们就能看出这个“中国模式”的端倪。在经济方面：自由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资本市场是中国经济的两只翅膀，让中国经济得以腾飞，搏击长空。而大型国有企事业机构及国家对土地的控制权如两只脚，让中国经济安全地落在坚实的大地上。在社会方面，我们的基本单元不是个人，而是家庭、社区；高度的社会流动使我们没有稳定的社会分层；政府与社会的相互渗透，导致了一个有机的“社稷”；这个整体塑造了我们独特的社会伦常。在政治上，中国拥有现代化了的民本主义思想体系；有以考试入选，以功过考评为提拔更换标准的官员遴选机制；有单一、先进、坚强的执政党；还有特殊分权制衡安排下的政府构成、行政手段，及独特的决策修正机制。在世界观上，我们看世界的观念与西方自古就有重大的哲理意义上的不同，也由此催生了中国当下与西方国家不同的外交原则。
然而，经验的知识若不能凝炼成有关发展道路的政治科学理论，就打不破霸权意识形态的桎梏，中国就难以在生存方式的竞争中立足。哪怕获得再大的物质文明成就，国内外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掌握者仍会拿西方的“普世”尺度来测量，拿那空洞的概念给中国政权贴上“缺少合法性”的标签。这类政治标签在知识界传播，进而渗入决策层，就会获得自我实现的生命，引导中华文明走向“自杀”。
走出了独特的发展道路，还应当拥有独特的政治观念体系。为了解构“民主”与“专制”两分的政治蒙昧主义，为了中华生存方式的延续，中国应当积极开放和大力开展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如果没有竞争的自信，没有竞争的勇气，如果连对一部电影的争论都噤若寒蝉，我们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对于美国，半岛电视台不是言论是否自由的标志，而是意识形态竞争的战场。可以说，没有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就没有思想的进步，没有思想的进步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在民族之林中思想竞争的成功就没有中华生存方式的未来。
我们不应忘记，若从1973年8月1日签署欧安会的《最后文件》（即《赫尔辛基宣言》）算起，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解除思想武装的自杀过程只用了十八年。我们还可以预言，俄罗斯在全球政治中的重新崛起，靠的将不是普京政权，不是石油财富，不是生产技术，更不会是恢复战略轰炸机的值班巡航；俄罗斯将在摔倒的地方爬起来，将因为发展出一套崭新的、有说服力的、关于俄国发展道路的独立理论体系而重放光芒。
思想战线上的竞争有两大任务，第一，要解构所谓“普世”价值，说破这“皇帝的新衣”，把一个药方应付百病的荒唐揭穿；第二，要实事求是地总结我们中华的生存方式，给出关于“中国道路”或者“中国模式”的让知识界信服的阐述和理论解释。一个是破，破一个国际性的霸权话语系统；一个是立，在知识界确立对自己生存方式的自觉，也就是对中华发展道路的自觉。我们不是为对立而对立，是为摆脱思想桎梏，为中华的生存而对立。思想上的破与立是生存竞争的主战场，强大的武器批判能力攸关中华文明的兴衰续绝。
潘维，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国际关系理论》、《社会主义与中国农村市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