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核武时代的意识形态
作者：潘 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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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的自然禀赋塑造了不同的历史文化。人类生存方式的差异是必然的，中国人不可能像美国人那样生存，日本人也不可能像俄国人那样生存。财富资源的竞争其实是生存方式的竞争。竞争导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也导致压迫与被压迫、奴役与被奴役，导致生存方式的兴盛或者毁灭。
在资本主义时代，生产力越发达，物质短缺感就越强烈，财富竞争也就空前地激烈。激烈的财富竞争迅速减少了人类生存方式的种类，灭绝了大多数生存方式。而今的竞争主要发生在四大生存方式之间：（1）以俄罗斯为核心的斯拉夫人生存方式；（2）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生存方式；（3）以突厥人、波斯人、阿拉伯人为核心的伊斯兰生存方式；（4）中华生存方式。这些生存方式的差异和历史演变与自然禀赋的不同密切相关。斯拉夫人占有最辽阔的空间，却有最稀少的人口；中国人口规模为世界之最，却占有最小的空间。
直到原子弹出现以前，人类生存方式的竞争主要取决于军事技术和军事实力。无论是否拥有较先进的生产力，拥有更强大军事力量的一方总是获胜。秦灭六国，汉人王朝被“五胡”所“乱”，蒙、满征服宋、明，古希腊的米赛尼人被多里亚人征服，罗马人被日耳曼人征服，等等，中外皆然。六十多年前德国横扫欧洲，苏联战胜德国，是对这个道理的最后一次证明。核武器改变了这个规律。
核武器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武器，而是绝对的、终极的武器，是可以消灭战争意义的武器。战争是为政治目的而打的，在拥有确保相互摧毁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的国家之间，武器再难决出大型生存方式的胜负。不仅如此，虽然在大国的高压之下，核扩散进展缓慢，却终究是难以避免的。
批判的武器与武器的批判
自原子弹时代降临，人类生存方式的主要竞争手段出现了根本变化。思想战线上的竞争，即政治观念体系的竞争，成了生存竞争的主要手段。民心向背依然决定竞争的胜负，但政治话语权之争决定民心向背。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苏联的溃败与军事技术和生产能力几乎无关。在军事和生产技术上，苏联溃败之际也并不落后于美国。美国霸权也不取决于其生产能力。无论在生产还是金融服务方面，美国所占的世界份额一直在逐步下降，但美国却获得了世界霸权，几年前甚至开始谈论建立美利坚帝国。美国的霸权更不在其军事能力。尽管美国军工联合体极力渲染其军事技术的高超，自二战后迄今六十多年里，美军从没打赢过任何一场真正的战争。朝鲜、越南、阿富汗、伊拉克，哪一场战争以美国的彻底胜利告终？南斯拉夫没有被美军打败，那里的人民急于加入欧盟，自我分裂，并向西欧缴械投降。科索沃之战是在意识形态战场上决出胜负的。
美国到底靠什么取得和维持世界霸权？“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崛起称霸才是美国获胜的主因。1975年全球只有三十个国家是所谓“民选政府”，到2005年有一百二十个。至于那些“新兴民主国家”是否陷入凋敝混乱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从此被边缘化，屈从美国，美国获得了世界的统治权。意识形态竞争是当代生存方式竞争的主战场，也是主要武器。世界霸权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确立的，也是靠政治话语霸权来维持的。
“冷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靠意识形态竞争决出胜负的文明间的大战。冷战史证明，政治观念体系竞争的成败是文明兴衰的关键。苏联领导层未能理解这个变化，全力获取批判的武器，全力争取军事技术和生产技术上的优势，却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守势。了无生气的官方话语系统说不服知识界，于是就靠行政力量压制国内意识形态竞争，奉行意识形态上的鸵鸟政策。鸵鸟政策必然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弱势，当然打不赢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思想战线上的战争是靠激烈而高明的思想竞争来赢得的。于是苏联知识界首先被西方征服，然后他们征服苏联领导集团，最终导致了观念上的崩溃和投降。于是整个民族陷入生活的混乱和困顿，陷入失败的绝望。
什么是意识形态？在当代，意识形态是关于社会发展道路的政治观念体系，是关于生存方式的政治观念体系。
政治观念体系凝聚成少数抽象概念，就号称“普世价值”，就成为现代宗教，成为知识界信奉的对象，就能如宗教般俘获民心。
类似于传统宗教，现代政治宗教有三大作用：
（1）确立人民对政权正当性的认同。从“君权神（天）授”到“主权民授”都是神话。事实上，管理社会的权力只能由少数人行使；再精致的“授权”仪式也不能取代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区别和矛盾。
（2）使人民区分敌我阵营。比如从“基督徒与异教徒”之分到“民主与专制”之分。事实上，敌我划分非常弹性，苏美可以联手攻击德意日，中美可以联手对付苏联。中国三千多年前虽有“华夷之辨”，却可以奉行“王者无外”。
（3）动员人民同仇敌忾。用美丽的神话包装利益之争，煽动大众仇恨，这是“十字军东征”和当代“民主与专制之战”的共同特点。得民心者得天下，没有道义包装，赤裸裸的利益征服不了民心。
自由、民主、市场的“三位一体”与圣父、圣子、圣灵的“三位一体”并没有性质上的区别。概念的外延越大，内涵就越少，其标准也就越含糊，就越取决于谁掌控定义权。谁能证明中国传统的自耕农社会不自由，或者没市场？从科学的意义上说，脱离了社会具体条件的抽象概念只是生存方式“阵营”的标签。“自由民主”这种抽象标签对生产的进步、生活的富裕、社会的秩序与和平都没什么实际意义，正如苏联以及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已经展示的，正如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曲折历程也已经展示了的。
有人去探究，中国比法国“市场”得多，比加拿大或者日本“自由”得多，或者印度比美国“民主”得多。这种“事实证明”没有意义，不过体现落入了西方的话语框架。所谓“话语霸权”，核心在于“概念定义权”，在于被知识界主流所真心信奉的定义。什么是当今世界主流信奉的“自由民主”？你有再多的言论自由也不算数，除非反共的言论占据主流地位才是真正的“自由”。你有再多的党也不算数，除非让想推翻共产党的党逐渐坐大并取而代之才是真正的“民主”。而美国在制度上排斥第三党，其两个党的政纲看上去比共产党更像一个党，却依然是“真正的”自由民主。掌控不了人们心目中的概念定义权，自造的定义只会沦为知识舆论界的笑柄。
为什么“自由民主”话语能够成为世界意识形态的主流？
第一，西方把自己征服世界，支配欠发达国家的成功，说成是因为上帝属于他们，真理属于他们，说成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自由民主的真谛。这就掩盖了一个由强权支撑的资本剥夺游戏，掩盖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制造的不平等，掩盖了日不落帝国对美洲、非洲、印度、大洋洲的占领。英语战胜法语，不是因为英语本身比法语更美，而在于英国和美国相继用战争手段取代了法国，成为世界霸主。
第二，在二十世纪大约三分之二的时段里，被压迫民族接过了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用于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并获得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巨大进步。在这段时间里，作为压迫者的西方，被自己制造的利剑杀得一度失语。同时，另一部分被压迫民族接过了共产党的话语系统，获得了更大的成功。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也是一种西方的话语系统，“西方的东方”话语系统与“西方的西方”的话语系统有天然的血缘关系。两者的混合，加上中国本土的话语，雕塑了中国革命的世界奇迹。自由民主话语系统在东方的成功，导致了东方对西方话语的依赖，而西方的失败却刺激了这个体系的进步。
第三，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中出现了思想领域的迅速僵化趋势。这种僵化也使得改善原有社会落后现象的步伐放缓。于是，在共产党国家里，自由民主天然成为内部反僵化的旗帜，却也成了外部对手的“第五纵队”。同时，新独立的欠发达国家由于原有的贫穷落后软弱，呈现大量的欠发达现象。这些国家的知识层，政治领袖层，基本是在宗主国的话语环境下熏陶出来的，话语知识的独创能力不足。他们执政之后与本国大多数人民的日常生活脱节，解决社会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更差。加上内部经济买办阶层和思想买办阶层的控制，欠发达国家基本无法抵挡自由民主话语系统的攻击，陷入被控制的局面。当国家的血管被切开，外部给你输血也是为了可持续地吸你的血。于是，你只能为他国打工，永远不可能进入雇主集团。而这个事实的原因，却被说成你没有“真正”的自由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