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
作者：祝东力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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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意识形态在历史常规时期没什么问题，这就是所谓精英治国。甚至在传统的上尊下卑的制度和文化体系里，由旧式精英担任领导，抵御外来入侵，也不是不可能，例如在清初，就有郑成功收复台湾和康熙打败沙俄的例子。但是，这种成功是有条件的，它取决于敌我力量对比，特别是取决于执行领导职能的统治精英的素质和能力。所以，在历史非常时期，当这个社会面临严峻的危机和强大的敌人——这个时候，国家认同和国家意识如果仅仅被人数很少的士绅阶层或精英阶层所分享，就远远不够了。更何况，这时候的统治精英已经腐朽不堪了。鸦片战争结束后，探讨战败原因，有人说是因为我们的炮不如人，魏源在《海国图志》里研究了这个问题，他的结论是：“我兵望风辄溃，及夷至，城中已无一人，何尝与炮事哉？”炮还没来得及用上，人已经先溃散了，军民都缺少战斗意志。所以，说到底，是那一套意识形态应付不了这样的大危机。结果，泱泱帝国的首都每隔三四十年就陷落一次，传统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都束手无策。所以，在戊戌变法前夕，谭嗣同那批忧国之士就已经开始为中国“筹办亡后之事”了。
玛雅：北京大学潘维教授的文章《核武时代的意识形态》，也谈到这个问题。他说，生存方式竞争的胜负从来都不取决于物质生产状况，否则大清国怎么会败给小日本，延安怎么能胜过西安？民心向背决定战争的胜负。在当代，民心向背之争主要是意识形态的话语权之争。
祝东力：一点不错。在这方面，从晚清到民国，因为意识形态失败导致溃散的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比如1944年的豫湘桂战役，已经临近抗战结束了，还出现那样的大溃退。为什么？除了战略战术等方面的原因，最根本的就是缺少有效的意识形态动员。曾经做过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和北大校长的蒋梦麟，抗战期间是中国红十字会会长。他考察国统区壮丁收容所发现，在一般情况下，壮丁一逃一病一死，“合格入伍者，只四分之一”。因为缺少有效的意识形态动员，所以送到抗战前线的壮丁是用绳子捆去的。这样的士兵能有战斗意志吗？
所以，根本原因，还是旧中国的那套意识形态、那套国家意识，不能容纳广大的底层。那么怎么办？要应对大危机，只能换一套意识形态。
关键是把底层民众放在什么位置
玛雅：换一套意识形态谈何容易。西方有政治学家在分析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民主转型的困境时指出，一部宪法可以用六个月时间写就，一场经济改革可以用六年时间完成，但是，思想观念的变革经过六十年时间也未必能够实现。
祝东力：更换一套意识形态之所以难，是因为这不仅仅是意识形态层面的问题，在更换意识形态的同时，还必须更换和这种意识形态相配套的社会政治结构。意识形态和社会政治的这种连带关系，晚清的张之洞有一个理解。他在《劝学篇》里提出了“保国家、保圣教、保华种”三大任务，而它们的关系是“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也就是说，只有依靠清帝国的政治权力结构，才能维系固有的意识形态系统；而只有在“保国”、“保教”的前提下，才能完成“民族生存”这个中国近代史课题。我们知道，从晚清到民国，中国的社会政治结构其实并没有改变，比如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的关系，精英与大众的关系，等等，包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土地制度，也一直没有变。
这样，意识形态也就没有变，也不可能变。蒋介石在1943年发表的《中国之命运》，其实可以和《劝学篇》放在一起读。《劝学篇》说：“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伦之要，百行之源，相传数千年更无异义。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意思是说，所谓“圣教”，是不容更改的。《中国之命运》也说，“以忠孝为根本”，提倡“我民族固有的德性”，要求“为国家尽全忠，为民族尽大孝”。这样一套意识形态怎么能动员起底层民众？当然不能。因为你还是老一套的贬低和排斥底层的意识形态，你这个高高在上的国家跟我们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呢？！也是在抗战后期，国民党号召青年参军，有一首《从军歌》是这么唱的：“君不见，汉终军，弱冠系虏请长缨；君不见，班定远，绝域轻骑催战云！”这个歌词有一股陈腐的士大夫气，而且佶屈聱牙，它的目标人群仍然是传统士绅阶层及其子弟，和底层民众的思想感情没什么关系，在语言上也远离大众。同时，这个高高在上的国家必然是压迫性的。所以在豫湘桂战役中，因为反抗国军的强行征派，河南有好几千农民暴动，打败了国民党的正规军。
所以，关键问题是你的这套意识形态把底层老百姓放在什么位置，能不能把他们容纳进来。正因如此，陈伯达当年在延安写的《评〈中国之命运〉》，首先和蒋介石辩论的就是：到底谁是民族的主体？陈伯达说：“民族是由什么人组成的呢？我们这民族的绝对大多数不是工农群众吗？……工人农民不正是民族的主体吗？不正是他们的利益才和民族的利益完全一致吗？不正是他们才真正配得代表民族的名义吗？而其他的人，反对工农大众的人，却自称是民族的代表者，不就是一种篡窃吗？”所以，民族问题转换成了阶级问题，而这正是中国革命的本质所在。
“群众”成为毛泽东的出发点和归宿
玛雅：中国共产党小米加步枪打败了国民党的飞机坦克，靠的正是动员和组织起全国广大的老百姓。中国革命的胜利重建了国家社会政治结构，也从根本上破除了旧的意识形态。
祝东力：传统的政治精英因为腐朽，没有能力承担民族解放的领导职能，底层群众就不得不从被动的观众变成替补演员，在危急关头走上历史的前台，去做一回真正的英雄——也就是说，从统治的对象变身为政治的主体。这意味着颠覆上尊下卑的社会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必然要爆发一场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也就是说，爆发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所以，马列主义就必然要成为新的意识形态，因为马列主义的中心内涵就是阶级斗争理论。
在中国，最早是十九世纪末的美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介绍过马克思和《资本论》，但是毫无影响，是十月革命造成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迅速传播。1840年以来，中国特殊的地方，是把其他国家的笼统的“modern”，区分成了近代和现代，这其中的分界线就是历史的拐点。在拐点之前，是近代，中国走着一条下降的路；在拐点之后，是现代，中国走着一条上升的路。用上面梁启超的概念来说，近代是“亚洲之中国”崩溃过程，现代则是“世界之中国”的建立过程。
玛雅：所以说，中国共产党接受并掌握了马列主义，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历史的选择。
祝东力：的确。按照马列主义的历史脉络，马克思、恩格斯首先创立了一套思想学说，从唯物史观到阶级斗争，再到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然后列宁建立了一套组织，特别是强调以少数职业革命家为核心，组成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最后是到了中国，到毛泽东，在这样庞大的人口规模的东方国家，把马列那里原来已经包含的“群众”概念发挥到了极致。这样，就形成了马（思想）、列（组织）、毛（群众）的各自特点和发展逻辑。
毛泽东早年说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在延安时期也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段话，几十年后他在晚年又重复了一遍，并且加上了三个字：“包括我。”所以，“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成了他的一种信念。这样，传统的上尊下卑的意识形态就被彻底颠覆了。“群众”成了毛泽东一切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从政策层面的群众路线，到哲学层面的奴隶史观，从早年的湖南农民运动，经过中间漫长的人民战争，直到晚年的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