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中国：文化大国的兴衰与重构
作者：祝东力 玛 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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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东力：从国际文化形势来看，在核心价值观方面，“文革”结束以来，我们就一直处于被战略包围的局面。从八十年代的现代化和个性解放，到九十年代以来的个人权利、民主宪政和生态主义等等，都是出自西方发达国家的“普世价值”。一方面是精神扩张，另一方面是精神萎缩，二者之间当然是互动的、相反相成的关系。
这种被战略包围的局面，可以和毛时代做一个对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七十年代，中国一直处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战略包围当中。但是，当时中国的核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却在不少亚非拉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这种影响到六七十年代曾经到达高峰，甚至波及到西方国家。后来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思想界成为偶像的萨特、德里达、克里斯蒂娃等等闻名世界的巴黎思想家，当时都在读北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毛选。同样，中国当时的政治思潮也影响了美欧日青年学生群体的反资本、反官僚、反体制的无政府主义立场，所以曾经风靡一时。今天，不论怎样评价这段历史的是非功过，但当时中国在核心价值观和思想观念方面处于“出超”的地位，应该说是一个基本事实。
玛雅：我有一次和华东理工大学的曹锦清教授交谈，他说，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已经站起来了，但是文化自信还没有树立起来。在西方人面前，我们的知识精英还跪着，表现出一种内在的卑怯和不自信。你所说的我们今天的文化入超、思想观念和核心价值观的入超，与知识精英这种内在的卑怯和不自信是不可分的。
祝东力：其实，国家软实力的萎缩，主要是精英出了问题。由于“文革”溃败，以革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解体，中国的文化精英们在核心价值观上依附于西方。所以，在国际文化场合——比如前面说的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的表演，他们会突然感觉自己拿不出属于中国的、独立的、原创的现代文化作品，而只能乞灵于传统文化的符号。当然，严格地说，也不是完全没有现代的痕迹，那就是一种急于要和西方接轨的焦虑——把旗袍从中间裁断，裸露出那些舞女的大腿，加上红艳的色调和轻佻的旋律，组合成一种类似于夜总会的风格。在夜总会风格背后，是一种“鸡头”的文化心理。可以说，如果革命中国被我们丢弃，如果曾经赢得了独立和统一，建立了现代工业体系，打破了美国战略包围的中国现代历史被我们否定，如果中国革命文化不能进入我们的视野，那么中国文化就只能是残缺不全的半殖民地文化。
当然，中国当代经济持续增长，这里面不可能没有文化，没有精神的支撑力量。这种文化和精神力量主要来自底层，即那种近于苛酷的勤劳节俭的工作和生活伦理，包括根深蒂固的家庭、亲缘和地域的族群观念。这种伦理形成于传统社会，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底线。“礼失求诸野”，当上层的文化精英失去了理想和信仰，中国似乎就只能依靠底层原有的文化提供精神支撑。这当然是不够的，因为底层的这种工作和生活伦理只能保证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且永远固定在全球产业链的低端。
重建文化大国需要新型精英群体
玛雅：从你“三个中国，两次转型”的叙述框架，以及这个框架下的意识形态变迁来看，意识形态的兴衰和它动员上的成败，与国家实力的强弱可以说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蒋家王朝灭亡，中国经历了民族危亡的苦难历程。中国共产党以新的意识形态为武装，动员组织起广大人民群众，取得了革命斗争的胜利。1949年，新中国站起来了，独立的核心价值观也树立起来了。历史给了中国一次机会，就是黄仁宇所谓的“天命”。但是，如你所言，在毛时代，革命的意识形态经历了成长、高涨和最后泡沫化的过程，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失落和革命理想、启蒙理想的瓦解。有人说，过去三十年，中国在价值观上的损失是最惨重的，可以用“失魂落魄”来形容。这话也许言重了。但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今天要想成为一个文化大国，必须完成价值观重建的重要任务。这个问题，你有什么思考？
祝东力：中国要向前走，向上走，就必须竖立起一种精神，进行真正的文化创新。老实说，这就需要精英阶层承担起他们份内的责任。在中国历史上，一直都是由精英阶层，前期的比如说门阀士族，后期的比如说士绅阶级，由其中产生的士大夫阶层，在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方面起统率作用。他们可以说是“文明的骨干”。但是，前面我说了，由于各种原因，这个阶层应对不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危机。这个危机以及其他现代中国的奠基性的工作，是由毛泽东那一代人完成的——可以说，那是一位圣人和一批贤人。在这里，我们确实应该区分“圣人之治”和“常人之治”——“圣人之治”应对的是历史非常时期，“常人之治”应对的是历史常规时期。我们这个时代更接近历史常规时期。所以，不能再寄希望于以往那种规模的全民动员，那种“六亿神州尽舜尧”、“七亿人民七亿兵”的局面了。换句话说，精英阶层应该尽到他们在历史常规时期的份内的责任。既然你们享有优越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你的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
所以，前一段时间国内对电影《色戒》的反应，就不能不让人气愤和忧虑。因为一般观众无动于衷，也就算了，但精英阶层对国家民族受到的凌辱没有感觉，毫无承担，甚至叫好追捧，就是不可原谅的。这些人占着国家精英的位置，又起不到一个精英本该起的作用，真是可耻。
玛雅：一个国家，不是一个文化大国，就不是一个真正的大国。所幸的是，过去三十年的发展给了我们民族一个新的机会。中国这么大一个文明体，发展到今天这样的强国地位，这是中华民族的天命所归，使我们重新获得一次改写历史的机会。以前我们没有文化自信，现在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为我们提供了树立这种自信的支撑。历史又一次眷顾我们，在这样的时候，对于中国的一代思想者、文化人来说，应该怎样去做才能把握住这个机遇？
祝东力：在当前，要竖立起一种精神，要重建核心价值观，首先必须做的一件事，就是重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道义基础。由于人均资源的硬约束，中国必须优先考虑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和感受——这是让中国的改革发展重新获得道义基础的前提。有了这个道义基础，正气就会上升，核心价值观就能重建。换句话说，中国必须逐步调整社会利益结构，恢复人口与财富的大体平衡，这要求在有限的程度上恢复中国革命的逻辑，在有限的程度上重建社会主义。
这当然是一个复杂和艰难的过程，但中国要继续向前走、向上走，就绕不过这一关。有了这一道义基础，有了正气的主导，尽管社会仍然存在各种差异，存在各阶层、各利益集团和各思想派别，但一切关系总体上都能理顺。这就像人体一样，阴阳五行相生相克，病态的身体以相克为主，健康的身体以相生为主。
同时，重建核心价值观，也需要有一批新型的精英产生，他们必须有觉悟、有承担，由他们逐步把旧精英替换掉。说到底，一种新文化不是设计或阐发出来的，而是践行出来的，是干出来的。这就需要新人——他们投入新的事业，在完成新事业的过程中，成就新的文化。
这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完成的。胡温执政以来，调整经济模式和利益结构，实际上已经在设法逐步恢复改革发展的道义基础。这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可能。我相信，在一两代人的时间内，我们一定能够重建一个强盛的健康的现代中国，一个与我们的文明规模、历史规模和人口规模相符合的文化大国。
祝东力，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精神之旅》等。
玛雅，记者，现居北京，曾发表文章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