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革命、暴力与“仇恨政治学”
作者：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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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所谓“仇恨政治学”的提出，绝非那位文化批评家兴之所至，突然冒出的灵感，而是肇始于八十年代以来的“告别革命”思潮的进一步推演。既然要否定和告别革命，当然要将所有与革命有关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斩草除根，彻底埋葬而后快。首当其冲遭致全面批判和清算的自然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毛泽东。一场“非毛化”的大围剿持续了近三十年之久，至今仍方兴未艾。而按照文化批评家的看法，“二十世纪下半叶发生在中国大陆的普遍的鲁迅崇拜思潮，实际上就是对仇恨话语以及暴力话语的崇拜”。毛泽东好像曾经说过，他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所以才有那一系列“伟大”和“旗手”的评价。既然如此，鲁迅被戴上一顶“仇恨政治学”的桂冠，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实际上，提出这种“理论创见”的不仅仅是文化批评家一人，鲁迅逝世七十周年的前后，上海的一起“新修订历史教科书事件”，就在媒体上吵得沸沸扬扬，引起了各方面人士的广泛争议。我没有见过这套新版历史教科书，但据网络上流传甚广的《纽约时报》一则报道说，上海的新版历史教材“聚焦于叙述经济成长创新和外贸以及政治安定，尊重多元文化和社会和谐等，曾被视为历史转折点的法国大革命和布尔什维克不再受到高度重视……在高中历史课本中，毛泽东甚至被压缩到只在介绍国葬礼仪的组成部分降半旗那一课出现。”不难看出，“新版历史教科书”事件是“告别革命”思潮的延续，也是知识界不少学术精英们长期以来孜孜以求地将中国拉入所谓西方主流文明秩序的进一步努力。复旦大学的一位历史学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将这种意图表达得淋漓尽致：“我首先就不赞成鲁迅对中国历史的这种讲法，鲁迅的这种历史观就是过去农民起义历史观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小孩饱读水泊梁山这些相互杀人的东西，再读到鲁迅对中国历史的大简化，他会饮鸩止渴，会产生前几年我们知道的像马加爵这样的一种极端悲剧性的行为：既然我们打开书，我们的大文豪告诉我们，几千年的中国就是人砍人的历史，那今天我拿起刀来捅杀自己宿舍的同学，那并不是一个了不得的事情啊！”
如此看来，这位复旦大学教授的观点和那位文化批评家，真称得上殊途同归，足可以引为同道和知音了。按照他们的洞见，中国历史上的每一次农民革命都是一群愚民和暴徒滥杀无辜的结果，至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革命，无疑也是中国人违背世界文明理性，嗜血成性的一场人道主义灾难。至于鲁迅，则由于他在其作品和文章中不遗余力地宣扬和鼓吹革命的“暴力”和“仇恨”，也不仅应该为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武装革命，还要为二十世纪后半叶的社会主义革命，甚至应该为几年前那个用刀捅死自己同学的大学生马加爵承担责任；以此类推，近几年发生的诸如胡安海、王斌余事件，鲁迅也难逃干系了。总之，鲁迅成了一切社会暴力的罪魁祸首，他不承担责任谁来承担呢？老天啊，如果这种罪名成立，鲁迅承担的责任，就绝非只是退出“历史教科书”，而真应该接受严厉的审判，甚至于要从坟墓里拉出来鞭尸了！
然而且慢。凡历史固然都是人写的，但编写历史的人并没有凌驾于历史之上，操着手中之笔任意割裂、歪曲历史真相和历史人物的特权。换句话说，你们“去鲁化”也好、批判也好，甚至“泼污水”也好，都只是你们根据意愿和好恶叙述和塑造出来的鲁迅，真实的鲁迅是否如此，不能全由你们说了算，还需要广大的社会公众来加以认定和辨别才能作数。
正如开头说的，我原本以为鲁迅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了，但现在有人既然不厌其烦地一再把他拎出来说事，倒使我心底悄悄产生了一种重新认识和走近鲁迅的意愿。
那么，真实的鲁迅究竟是一个什么角色或模样呢？他是否真的像文化批评家描述的那样，是一个除了对身边的几个女性略微有几分温柔的“爱意”之外，生理和心理上都陷入了难以自拔的阴郁、冷漠和自私，妄自尊大，一味散布鼓吹暴力和仇恨的“变态狂”呢？
我的回答当然是否定的。恰恰相反，鲁迅是一个真正对人类和社会充满大爱的人。只是他的爱绝不是那种空洞抽象的所谓“博爱”。他爱的是那些长期受压迫和剥削的“被侮辱和损害”的人群或阶级。鲁迅之所以得出中国五千年历史都写满了“吃人”两个字，正是缘于对这些被侮辱和损害者的深切的爱和同情。当然，按照博爱主义者的说辞，爱是超越阶级的，也就是说，不仅要爱那些被“吃”的人，还要爱那些“吃”人的人，就像耶稣传道时说的那样，“当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就把右脸也送上去”。这样的话放在教堂里说说倒也颇为动听，但如果放在现实社会里，比如当一个人把刀架在你的脖子上，或者将你赖以维持生计的财物剥夺殆尽，使你几乎难以苟活下去，并且在你身上再踹上一脚，骂一句“活该”时，我想无论是谁，恐怕也“博爱”不出口了。可是我们某些“知识精英”们，偏偏不承认这一点，既不承认“人吃人”的历史和“人压迫人”社会的存在，更不承认“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在道义与法理上的正当性，硬是将他们自己都无法做到的“博爱”，当成普世价值强加给所有人，若不接受，便给你戴上一顶宣扬“阶级斗争”、“仇富”甚或“仇恨政治学”的大帽子。当然，知识精英们是主张自由的，但往往只允许自己的“思想自由”，如果有人主张与其思想相左的“自由”，就斥之为违反人类主流文明，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样的逻辑也够霸道专横了。
其实，对于这一类“自由主义者”或“知识阶级”，鲁迅先生早已进行过鞭辟入里的批驳。比如他在《关于知识阶级》中，就曾经说：“几年前有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他很奇怪，为什么有人要描写一个车夫的事情，这就因为大学教授一向住在高大的洋房里，不明白平民的生活。欧洲的著作家往往是平民出身，所以也同样的感受到平民的苦痛，当然能痛痛快快写出来为平民说话，因此平民以为知识阶级对于自身是有益的；于是赞成他，到处都欢迎他，但是他们既受此荣誉，地位就增高了，而同时却把平民忘记了，变成了一种特别的阶级。那时他们自以为了不得，到阔人家里去宴会，钱也多了，房子东西都要好的，终于与平民远远的离开了。他享受了高贵的生活救济不起从前一切贫苦的生活了——所以请诸位不要拍手，拍了手把我的地位一提高，我就要忘记了说话的。他不但不同情于平民或许还要压迫平民，以致变成了平民的敌人。”
鲁迅当然是不愿意充当这样的“知识阶级”的（他称这类人叫“阿猫阿狗”）。但不幸的是，他又无法完全摆脱“知识分子”这个身份，不仅要创作、叙写“车夫”以及“祥林嫂”们的生活，还不听人奉劝，不识时务地写一些让许多人“不待见”的时评和杂文，以致最终激怒了“知识阶级”，群起而攻之，且一攻好几十年，至今仍不肯罢休。
由此可见，鲁迅是从“知识阶级”中脱身而出的一个最大叛逆者。从知识阶级中跑出后的鲁迅，决绝地站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平民”，也就是毛泽东说的最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说鲁迅是二十世纪中国最早、最伟大的一位“平民知识分子”，倒也恰当；但如果将鲁迅称为“左翼知识分子”，则也许更为确切。这不仅因为鲁迅参加过他平生加入的唯一一个文学团体“左联”，并被奉为其“精神导师”，还因为他从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起，就自始至终秉持着比他同时代任何作家更坚定和鲜明的左翼立场。而对于这一点，我们当今的许多学者和评论家是很少愿意加以正视的。这也难怪。“左翼”或“左派”这个称号，由于一度跟“极”沾上了边，在近三十年里，早已变得灰头土脸、面目可憎，以至于让许多人避之唯恐不及了。但在上个世纪前半期，则全然相反，左翼或左翼文学，是代表被压迫和剥削的无产阶级和工农大众登上政治和文化舞台的“前驱者”。用鲁迅的话说，“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需来作比方，因为这是属于别一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