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革命、暴力与“仇恨政治学”
作者：刘继明
字体： 【大 中 小】
我一直觉得鲁迅先生离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十分遥远，以致不可轻易作为谈论的对象了，所以平时写文章也好，谈天也好，我几乎很少以鲁迅为话题的。这大概与少年时所处的环境有关。那时，鲁迅的作品和文章，是篇篇被奉为经典的，如《祝福》、《故乡》、《狂人日记》、《为了忘却的纪念》、《纪念刘和珍君》等等，都收进了中学语文课本，许多中学生顺口就能背诵一段。而毛泽东授予鲁迅那几个伟大“革命家”、“思想家”、“文学家”和“旗手”的称号，更使他在我们的心目中变得近乎“圣人”般神圣了。人对神总是敬而远之的，再加上某种逆反心理，便成了我很长时间里觉得鲁迅可敬而不可亲，甚至有意回避的原因之一吧。
之所以说是“之一”，是因为还有“之二”，那就是时代风气使然。众所周知，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文学走的是一条向西方学习的道路。从人道主义，人的主体性，到现代派、先锋派和后现代主义等等，一波接着一波，从未停歇过。这一时期的作家、评论家和文学青年（也包括我本人在内），开口闭口谈的是卡夫卡、博尔赫斯、马尔克斯、罗伯·格利耶，以及纳博科夫、川端康成这些人，不仅以此为时尚，还争相学习模仿。曾经听人说不少八十年代以后成名的中国作家背后，都能找到一个或几个外国作家的影子，这大概并不算很夸张的。在这种语境下，如果有人提起鲁迅，恐怕不仅不合时宜，而且会被人视为僵化、落伍，备受嘲弄和白眼相向的。除了这些被奉为“大师”的外国作家，也有一些中国现代作家重新受到热捧，被各种新出版的文学史和论著追认成了“大师”，如沈从文、林语堂、周作人、张爱玲等。之所以说“重新”，是因为这些作家曾经“走红”过，但后来很长一段受到了冷落，甚至其人其文都被打入了“冷宫”，而现在的“走红”，不过是给予平反罢了。八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主流是“拨乱反正”，连许多并不见得怎么杰出的“右派”作家也平反了，何况这些曾经的“大师”呢！所以，在那些外国大师的中国学生之外，又增加了一批沈从文、张爱玲、林语堂、周作人的弟子。八、九十年代的文学便因此显得空前丰富、热闹和繁荣起来。
但在这种“百花齐放”的局面中，唯独鲁迅变得落寞下来。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文坛的风水也是如此。既然鲁迅先生在那么长的时期被当作偶像一样供奉，现在把他从神龛上拉下来，坐一坐冷板凳，似乎也不算过分。陈独秀晚年曾经撰文说过，当今毁誉之高之过者，莫过于对鲁迅先生矣。有人把鲁迅当作神，也有人把鲁迅当作魔，其实，鲁迅既不是神，也不是魔，而是一个人。这样的话不可谓不中肯。但要做到这一点，却并不容易。远的不说，神话鲁迅者一直就大有人在，妖魔化鲁迅者更是不乏其例，那么“新时期”以后呢？这两路人也并未绝迹，甚至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一代更比一代强。新时期的造神者，大多是一些躲在书斋和学院内埋头做学问的教授和理论家。他们采取的仍然不外乎那种将鲁迅当作偶像供奉，让大多数人对他“敬而远之”的老办法，依仗寥寥的几本学刊或核心期刊，兢兢业业推出的研究成果，也仅限于专业的“鲁学”圈子内。他们这样做的成果之一，便是使鲁迅越来越像一个仅供解剖研究的标本和穿着旧式长衫的人物，变得既不可敬，也不可近，甚至像木偶那样，显得有些古板、教条、枯索，让许多人尤其是年轻人望而却步。所以，前些年有人提出鲁迅是阻挡中国文学进步的一块“老石头”，非搬掉不可，也就不值得大惊小怪了。
相对于那种充满冬烘气、队伍也越来越萎缩的“学术化”和“神化”鲁迅的研究，“妖魔化”鲁迅的影响则显得声势浩大、蔚为壮观、生气勃勃得多。如果把当代文学看作一个不断“去鲁化”的过程，那么，这种“去鲁化”每向前迈出一步，都是以“批鲁”、“非鲁”和“骂鲁”为前锋的，而且每掀起一股新的“非鲁”和“批鲁”热，大都与某一时期的社会文化思潮密切相关。因此可以说，解读中国社会近三十年来的变化和发展，鲁迅先生仍然是一个无法绕过去的人物。在这个意义上，鲁迅在当代倒是从来不曾“落寞”过的。
其实，“非鲁”也好，“骂鲁”也好，也不见得是什么坏事。因为如果是有理有据的批判，甚或富于“颠覆性”、“解构性”的标新立异之说，对于众声喧哗的当代文化语境，或许都具有积极的建构效用。比如有人认为鲁迅的小说比不上张爱玲、沈从文和郁达夫。前几年，作家王朔也在媒体上放言，说鲁迅单凭那十几二十几个短篇小说，远远称不上文学大师，而且这种看法赢得了不少人的附和与喝彩，等等。尽管我并不同意王朔的高见，如果按照他的说法，契诃夫、博尔赫斯，以及胡安·鲁尔夫等人都不能列入“大师”之列吧？但这毕竟属于学术观点，见仁见智，人们尽可以放开喉咙各抒己见，深入讨论或争论下去。可如果是打着学术和思想自由的名义，采取的却是那种“泼污水”和“栽赃”的大多数学人所不齿的手段，就无法让人平心静气地去进行“交流”了。比如2006年鲁迅先生逝世七十周年之际，媒体上展开的新一轮“批鲁”热潮中，上海的一位“著名文化批评家”写了篇文章，题目叫《殖民地鲁迅和仇恨政治学的崛起》。文中通过一些似是而非或道听途说的“考证”，赫然将鲁迅推向了“仇恨政治学”的创始人宝座。按照作者的观点，“在经历了长期的摇摆之后，鲁迅终于掷弃了已经残剩无几的爱语，也就是彻底掷弃了爱的情感及其伦理，成为一个纯粹的仇恨主义者”。贯穿在鲁迅作品中的，“一方面是由肆无忌惮的嘲笑和酣畅淋漓的痛骂构成的杂文体话语暴力，一方面是冷漠绝望的遗书体话语仇恨，这两个要素便是殖民地鲁迅精神的基石”。
作者还充满诗意地描述和分析道：“仇恨政治学在话语和建筑的摇篮中脱颖而出。其中鲁迅无疑是它的主要缔造者。此外，还有大批作家、文人和左右两翼的政客，均卷入了这场浩大的运动。在寒冷的北方窑洞，毛泽东无比喜悦地注视着这一上海石库门的话语革命。正在全力构筑‘毛语”的延安领袖，以非凡的热情，欢呼着与‘鲁语’的胜利会师，因为后者提供的仇恨与暴力，正是毛泽东推行民族主义革命的精神纲领……是的，在毛泽东与鲁迅之间存在着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是乡村知识分子，出生于破产的乡绅家族、在乡下有一个怨妇式的妻子，热爱文学和天才横溢，热衷于建立话语权力体系、对都市（殖民地）充满乡怨与恐惧，他们也都抱着大革命情结，流露出对红色暴力的无限热爱，如此等等。但他们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毛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一生都在进行实验，以完成对一个理想的道德中国的建构，充满农民式的乐观信念，并对世界保持着浓烈的爱意；而鲁迅自从抵达上海以后，便日益陷入恐惧、仇恨和绝望之中。他和殖民地都市迷津产生了严重失调，而他又无法改变这个格局。鲁迅在石库门里迷失，完全丧失基本的道德辨认的能力。他性格中的黑暗面开始强烈浮现，并且支配了他的灵魂。”
更让人惊讶的是，这位文化批评家在对鲁迅做了这样一番空前大胆的形而上推论之后，又以小说家的笔法和想象力，对鲁迅进行了完全“形而下”的“解读”。按照作者的“考证”，鲁迅不仅曾经暗恋过被北洋政府杀害了的左翼女大学生刘和珍，和女作家萧红有染，而且是个“严重的阳萎患者”，并且成为导致他“最终丧失叙事和抒情能力而完全投靠文字暴力的另一原因”。“仇恨的话语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这种纯属穿凿附会的臆测和想象，显然不再属于学术范畴，而是一种赤裸裸的“泼污水”和“栽赃”了。
这位文化批评家的诛心之论，可谓将妖魔化鲁迅的浪潮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对于他的那些“泼污水”和“栽赃”，似乎并不值得我们一一去为鲁迅先生辩诬，值得认真辩驳的，倒是他那套十分富于雄辩的“仇恨政治学”宏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