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革命、暴力与“仇恨政治学”
作者：刘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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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称得上一则“爱与恨”的宣言和告白了。只是这爱憎，肯定会让那些不停唠叨“博爱”的“知识阶级”大失所望。但比较而言，鲁迅对他们的失望也许更加彻底，他索性把目光投向了“别一世界”；所谓“别一世界”，是很少入“知识阶级”法眼的普罗大众以及他那个时代尚处于萌芽状态的左翼文学。在鲁迅看来，这才是中国以及文学的希望所在。所以，他对待年轻左翼作家们的态度才一反被人诟病已久的“冷漠”和“阴郁”，而表现出少见的热情和爱护。正如他在为萧红的《生死场》写的序中所说：“这自然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精神是健全的，就是深恶文艺和功利有关的人，如果看起来，他不幸得很，他也难免不能毫无所得。”
然而，鲁迅或许过于乐观了些，如果他知道几十年后有人从这种热情与爱护中窥见的却是“暧昧的情欲”，也不知会作何感叹？
关于鲁迅对左翼文学和革命文学的满腔热情，在近三十年间的知识界，也几乎是很少有人愿意提及的。在许多人看来，既然中国处在一种“告别革命”和“反左”的全球化潮流中，支持左翼和共产革命，便几乎成了支持暴力和仇恨的同义词，不仅不能为鲁迅增添光彩，反而变成了他一生难以抹掉的“污点”。殊不知革命并非只是无产阶级的专利，比如对路易十六以及那些王公贵族们而言，法国大革命同样是散发着血腥和恐怖的，但总不能因为它是资产阶级发动，且修成正果后便一直高唱着自由和博爱的颂歌，就免除其播种过“仇恨与暴力”的嫌疑吧？可“自由主义者”们偏偏只把这顶“仇恨政治学”的帽子扣到了鲁迅和共产党人的头上，这算不算是一种学术上的双重标准呢？
至于那些内心里对鲁迅还多少留存一点“尊崇”的学者教授们，则想方设法地为鲁迅找出各种理由开脱，一会儿称他是“启蒙思想家”，一会儿又称他为“自由主义者”，甚至于“极端个人自由主义者”等等，可谓名目繁多，总之是想将鲁迅重新拉回到他早已发誓与之决绝的“知识阶级”中去。这大概是出于一片好心。可我琢磨，鲁迅先生本人并不见得会领这份情。假若非要用当今知识界流行的概念，给鲁迅重划一下“成分”，我倒愿意称他为“批判知识分子”或者“公共知识分子”。因为在今天，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对这两个称谓都还能够接受和称许的。
我这样说，也并不是要淡化鲁迅作为“左翼知识分子”的身份，而无非是想表明，用正统的观点看，鲁迅也许的确称不上一个纯正的左派。在“左联”后期，不是有一些左翼作家和批评家经常指责鲁迅“不够革命”，“保守”，甚至骂他是“资产阶级”和“封建余孽”吗？对此，鲁迅也毫不留情地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回应和抨击；但他抨击的不是革命和左翼立场本身，而是那种动辄追问“阶级成分”和猜测“动机”，将艺术和政治简单挂钩，粗暴、庸俗、教条化和宗派化的习气。实际上，正是鲁迅批评过的这种“左联”作风，自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将中国的文艺带上了一条极端甚至危险的歧路。
中国的左派和右派，似乎都有一个共通的毛病，当他们“在野”时，每个人都以民主自由斗士自居，充满了社会批判精神，个个堪称优秀的“批判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可一旦位居正统之后，便不约而同地变成了主流政治和主流文化的辩护士，对一切“异见”再也听不进去，甚至必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比如一迈进“新社会”的门槛，都异口同声地控诉和声讨“旧社会”的黑暗，而对“新社会”可能存在的阴暗面，就很少有人愿意或敢于触及了；进入“新时期”后同样如此，许多被打成“右派”，抛弃到社会底层，“在野”多年的知识分子和文化人终于翻身，重新占据了正统的地位，于是，控诉和声讨“文革”以及“十七年”的声音便一直此起彼伏，如雷贯耳，但也从此难得听到他们对“新时期”的阴暗面提出过什么批判和异议了；此时若有人大着胆子提出“十七年”以及“文革”期间也有“光明”的一面的话，他们则会跳将起来，斥之为“文革余孽”或“第三种人”，其凶悍程度，一点也不比从前的那些“极左分子”差多少。其实，任何社会都有光明与阴暗的一面。知识分子的职责之一就在于指出这些“阴暗面”，以有利于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完善。许多人都知道这是“常识”，可真正能做到的实在少见。而鲁迅就正是这“少见”者之一。他曾经说过：真正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远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他们预备着将来的牺牲，社会也因为有了他们而热闹，不过他的本身——心身方面总是痛苦的”。
正是在这一点上，鲁迅跟那些教条狭隘、自以为比谁都革命的“左翼”知识分子以及所谓的“批判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了；或者更进一步说，鲁迅从骨子里不可能依附于某一团体、党派，而始终保有独立思想的权利。就此而言，鲁迅身上的确具有批判知识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的风范，从不取悦于强权和强势话语，哪怕这种强势来自于他认同的某个“阵营”或自己的“同志”。只是无论怎么独立和批判，他的立场，或者说他的“爱与恨”，并没有发生丝毫改变，而是始终如一地站在受压迫的“普罗大众”立场上，替他们说话，替他们代言。因此，相对于当今某些虽然自称或被称为“公共知识分子”或“异议人士”，却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少数人和某些特权利益集团一边、甚至争相跑到白宫去向美国总统邀功请赏的人来说，鲁迅比他们要货真价实，从而也高大得多。
鲁迅曾经满怀热忱地将中国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人身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会不加甄别地赞同和纵容“革命之后”，一个政党可能出现的官僚化、特权化以及腐败倾向；我相信，鲁迅如果真的活到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他肯定会被划为“右派”。至于当年那些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是否都像鲁迅那样是替“最大多数人民”代言，而不只是为某个“特别的阶级”代言，则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甚至还可以进一步设想；假如鲁迅活到“新时期”会怎样呢？首先，他也将跟大多数“右派”一起，被摘掉头上的“帽子”，为思想解放和人道主义大声疾呼，从而又一次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但如果再往后，比方说在“新世纪”呢？面对诸如贫富悬殊、三农问题、国企改制以及医疗教育改革存在的“阴暗面”，鲁迅可能会再一次同那些鼓吹新自由主义，竭力想把中国拉到所谓西方主流文明秩序的“知识阶级”或者“新右”们决裂开来，重新变成一个坚定的“左派”或“新左派”。而对于近几年萌动着的“底层文学”或“新左翼文学”，鲁迅也绝不会像许多新潮批评家那样居高临下地横加指责和挑剔，视之为“劣等文学”，并一味要求其关注灵魂或者普遍的人性，仿佛“灵魂”和“人性”能够脱离人的具体生存，在真空中单独存在；他一定会像当年对待柔石、白莽、叶紫和萧红、萧军们那样，如扶持大石底下的萌芽一般，以拳拳之心，伸出自己热情的双手的！
这当然也只是一种极其主观的推测。但我想如果鲁迅先生地下有知，可能也不会反对。以他的爱憎，只要大多数人的尊严和利益受到损害和剥夺，他都会坚定不移地站在“普罗大众”一边，为他们的不幸、挣扎和抗议进行辩护，包括为前些年的孙志刚以及最近发生的“黑砖窑事件”中那些死无葬身之地的民工和童工，并且赋予其抗争同样具有“天赋人权”的正当性。而倘使这也叫宣扬“暴力”和“仇恨政治学”的话，那我真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什么叫做正义和良知了。
好在无论是右的还是左、或者中的人士，大都承认这个世界上需要正义和平等；而只有当自由、博爱乃至和谐，真正建立在正义平等的基础之上，谈起来才不显得晦涩和空泛。明白这一点后，如何评价鲁迅，倒显得无关紧要了。
前些日子，忽然听说北京的中学语文教科书也开始“换血”。据媒体介绍，鲁迅的《狂人日记》等篇什被尽数拿下，取而代之的是金庸的《雪山飞狐》之类。这无疑是掌握文化领导权之后的“知识阶级”或右翼人士们，继上海新版历史教科书之后的又一重大举措或胜利。网上网下又该有许多人弹冠相庆，狂欢一场了。
不知怎么，我心里却异乎寻常地平静。我想，敬也好，骂也好，删也好，最终恐怕都将无损于鲁迅分毫；更不会像某些人一厢情愿的那样，从历史和人心深处将他彻底抹掉。
因为，归根结底，鲁迅的精神是不死的。
刘继明，作家，现居武汉。主要著作有小说集《我爱麦娘》、随笔集《我的激情时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