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切·格瓦拉》与《九三年》
作者：赵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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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从《切·格瓦拉》到《九三年》并没有很长的历史跨度，市场化与消费主义是他们所面临的统一的时代主题词，而革命不如人道的判断，也几乎成为知识分子间的共识。然而前者获得了巨大的市场成功，后者虽是国家话剧院作为中法文化年的重头戏推出的，无论投资还是宣传，也都有很大的声势，却在勉强完成原定演出计划后就草草收场。在广大媒体为《九三年》造势的过程中，有记者曾这样写道：“从戏剧本身的角度来讲，戏剧的灵魂是附丽于其上的人文精神，戏剧失去了对人文精神的追求，就只剩下一具舞台空壳。作为中国最优秀的戏剧团体国家话剧院此时排演这样一部充满理想主义，充满崇高豪迈激情，探讨人类终极关怀，思考人性，具有较高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戏剧，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十分及时的。”这些说辞并不陌生，然而由此而得出的所谓及时或必要的结论，却没有在观众中得到回应，相反被认为不合时宜的《切·格瓦拉》却引起了观众极大的共鸣，而几乎与《九三年》同时由北京电影学院成教院推出的《在巴黎公社的日子里》，尽管无论演出阵容还是宣传造势上都不能与有国家话剧院做后台的前者相比，但受欢迎程度却略为走强。
作为布莱希特的先锋剧，《在巴黎公社的日子里》没有像《切·格瓦拉》那样的把革命神圣化的诉求，相反，它倒试图通过许多细节来表现巴黎公社战士并不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描述的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布莱希特的笔下，他们不是英雄，而只是一帮目空一切的学生、夸夸其谈的市民、沉默寡言的工人、贪图小利的工商业者以及牢骚满腹的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但卑贱者和愚昧者同样有权利拿起枪，用战斗来捍卫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力，而如果这些不属于人民，他们更愿意迎来庄严的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又肯定了巴黎公社战士比狰狞的剥削者和政客值得尊重得多。尽管这出话剧的中国版在演出动机的说明中所强调的是为解构革命神圣性和重申人道主义，但其对巴黎公社社员们付出鲜血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表现得很直接，这也是它比热衷于革命不如人道之抽象思辩的《九三年》更为动人的因素。革命与人道之辩如我们前面所述，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已经流行到令人怀疑其动机的地步了，它虽然标榜是为了寻找残酷的革命之外的社会改造方案，但却怯懦到回避阶级这个字眼的地步，因而实际上已经与编造盛世场景的春节联欢晚会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要企求这种与国家意志共谋的东西获得观众的共鸣，当然只能沦为剧院与编导人员的一厢情愿。
何况雨果的小说处理的只是一种两难情景。眼见革命与反革命的凶狠残暴，这让他非常痛苦，但他还是借助郭文之口表达了对革命的肯定：“伟大的事情正在酝酿中。此刻革命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思议的。在看得见的事业后面是看不见的事业。前者掩盖了后者。看得见的事业是粗暴的，看不见的事业是崇高的。现在我分得很清楚。这很奇怪，但也很美。革命不能不利用过去的材料，因此才有这不平凡的九三年。在野蛮的脚手架下，正在建立一座文明殿堂。”雨果认为革命会导致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而人类要进入这么一个变革，肯定要付出代价，只不过在怎么看待代价问题上，雨果的思考是犹豫不决的。然而在这次中国版的改编中，让雨果犹豫不决的问题，在导演汪遵熙以及编剧曹路生那里，却有了毫不含糊的人道大于革命的答案。这显然与中国知识界九十年代以来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有关。在革命不如改良，激进不如渐进及法国革命不如英国改良的论调中，改编者有意忽略雨果有关“在野蛮的脚手架下，正在建立一座文明殿堂”的预言。孔庆东在谈到《九三年》与革命问题的时候说：“到底人道主义好还是革命好？法国大革命不但是法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而且是全世界走向现代的门槛。有了法国大革命，人类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从整个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可以说是由法国大革命这个断头机落下来之后启动的。”真诚的雨果既不为革命的凶残作辩护，也不否定革命的巨大历史功绩，这样的矛盾心理恐怕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态度，而不是像我们的知识分子那样，满眼都是革命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
从《切·格瓦拉》的广受欢迎到《九三年》的悄然退场，我们看到前者利用社会洞察力捕捉到了人们的兴奋点，以市场化的方式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空语境中完成了一次革命叙事的复活仪式，后者利用对国家意志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意识形态的兴奋点，也试图以市场化的方式谋求一次人道主义话语的复活仪式，结果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成功。“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这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开场白，而此处借来评价两出话剧分别对革命与人道的搬用，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赵牧，学者，现居上海。已发表论文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