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3期
《切·格瓦拉》与《九三年》
作者：赵 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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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家话剧院曾隆重推出了根据雨果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九三年》。《九三年》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最为激烈的1793年，法国雅各宾派上台执政后，坚决镇压保王党人的叛乱。作为保王党军队领袖的前贵族朗特纳克侯爵与作为共和国军领袖的神父西穆尔登和远征司令郭文，是该剧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所属的军队分别被称作白军和蓝军，剧中的高潮是溃败的白军被蓝军围困在城堡中，朗特纳克从暗道逃跑，临走前放火烧毁城堡。图书馆中仍关着三个作为人质的小孩，即将躲进森林的朗特纳克听见小孩母亲凄厉的呼救声，于是他毅然从暗道返回城堡，救出那三个孩子。西穆尔登逮捕了朗特纳克，郭文却将之释放了，并把自己关进狱中。第二天，西穆尔登将郭文送上断头台以后，却出人意料地开枪自杀。由此而得出该剧的主题，即雨果所说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
也许因为雨果在其中流露出这种不够激进的思想，他的《九三年》在中国的名声远不及其他著作如《巴黎圣母院》等。我们对于雨果的认识，除了知道他是一个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外，就是恩格斯所谓他虽然出身贵族，是一个政治上的保守派，但却对疾风骤雨的法国大革命报以同情的理解。伟大的浪漫主义精神使他超出了自己的阶级局限，这在强调阶级论的年代里，是被得到有限肯定的前提。但他的人道主义却很少为我们所知。那么国家话剧院为何要在2004年兴师动众地改编《九三年》呢？导演汪遵熹是这样说的：“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为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做了一次伟大的实验。雨果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法国人面前。”并且他还从当下国际国内的社会现实谈到了排演《九三年》的重要意义所在：“法国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二百多年了，但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世界各国人民”，而“面临着现代性危机的人类正在不断重新检讨自己：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类究竟向何处去？
一出话剧竟然包含了这么深刻的用心，这也挺难为导演的。然而他的这种思考，却很不幸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时候，就在中国的思想界相当流行了。九十年代，是中国乃至世界走向后革命的开始。不但刘再复和李泽厚两人出版了《告别革命》的对谈录，刘小枫等人也致力于比较英法革命的不同，结果1989年以前的那种知识分子崇尚激进社会变革的热情，全然被一股保守主义风潮所取代了。革命究竟是不告而别还是告而不别，虽然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但革命及其叙事却不再让人们顶礼膜拜了。各种调侃革命的言行竟与人们对革命的怀旧并行不悖。当年的街头混混们在嘴里哼着崔健《红旗下的蛋》的同时，脖子里却带着毛主席像章做成的饰物。重走长征路的倡导与公费旅游的批评，交相冲击着我们的耳膜。在文学上，革命英雄与劫色高手之间被划上了等号，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截然对立这时候也被全然消解了，难道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吗？这时候成了人们心底的一个疑问，然而却根本没有心思寻根究底了。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包括那些曾经在精神上显得非常高贵的知识分子，也为了防止自己在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层中沦落而急急忙忙汇入经商的大军。于是巴赫金的狂欢话语纷纷成为那些舍不得理论家头衔的知识分子观察社会众生相的法宝，阶级成了极力回避的一个词汇，而当年根正苗红的人们则变成了弱势群体指涉的对象。
以人道主义反抗革命暴政也不是什么新鲜的发明。因为提出“文学是人学”而让钱谷融先生在反右运动中吃了不少苦头，但“文革”结束后，却也因此而让他成为最先掌握批判“文革”利器的先知先觉者。我们通常会有这么一个判断，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空前深重的灾难，其最大者莫过于极左政治路线对人性的戕害与摧残。在那个时代，人不再是人而是被异化成阶级斗争的工具，一部分人被迫成为阶级敌人而失去了做人的资格，一部分人却以革命的名义摧残同类而沦为兽性发泄，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与自爱。像这样从违反人性和人道的角度对“文革”政治进行批判，是几乎所有“文革”后的知识分子最为拿手的本事。无论是得风气之先的伤痕反思文学，还是迁延到世纪末的老右派回忆录，其对人的重新发现就是凭的人道主义武器。在人道主义的语法里，革命不但成了灭绝人性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如今党同伐异的知识分子口水仗的根源所在。而当人们在重读那些十七年文学中颇受重视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戏剧以及电影时，也发现了其中二元对立的叙事后面违背人性的弊病。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在对革命的戏仿式书写中，不但取消了英雄人物与反面角色之间的黑白分明，而且为了达到对历史还原的目的，不惜矫枉过正地为原先高大威武的革命英雄身上添加许多诸如卑劣、凶杀、色情以及残暴的行径，而反面人物却有了凛然不可侵犯的正气。
不错，人性非常复杂并且难以捉摸。妄图在不同的人之间进行截然分明的区分，这似乎根本就是不可能的。然而吊诡的是，恰恰进行这种强制性的划分，却又是人们理解现实的必然途径。人们只有在结构化的叙事中才能把有限的人生经验组织起来，行动才会变得有章可循，结果也才会变得可以预见。任何一个类别中都会遗漏掉许多繁杂丰富的内容，为了使这种遗漏减少到最低限度，更加详尽的划分务必会不断地进行下去。人道主义也并非取消分类，只不过在不同的行为之间划下一道人道与非人道的界限罢了。正如革命叙事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划下的界限一样，人道与非人道间的界限也带着强制性的力量，也就是说，哪些东西因人道而受到褒奖，哪些东西因非人道而受到谴责，都是在非本质的世界里进行的。而任何情况下用来贯彻这一行动原则的，都是语言或政治的暴力。革命叙事为了证明革命的合法性，便制造了阶级的概念用来描述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状况，并指出改变这种状况的途径。于是阶级斗争得到前所未有的强调，而在这革命叙事的语法中，人道主义所讲究的人的道德与心灵世界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自然就成了一种调和阶级矛盾的遁词；而人道主义为了强调人道的正当性，便发明了人性的概念用来设定人与人之间和平共处的理想状态，并指出了达到这种状态的方法，于是宽恕得到了不遗余力的肯定，而在这人道主义的语法中，革命叙事所主张的阶级斗争也自然成了戕害心灵和灭绝人性的原罪。
两种叙事不是不可通约，然而结果却出现了雨果在《九三年》中描绘的情形。作为前贵族的朗特纳克侯爵在小孩子母亲的哭声中起了怜悯之心，返身去救他们脱离火海，这是雨果所强调的他的人性化光辉的一面。然而为了逃跑，他可是不惜纵火焚烧代表人类精神文化宝库的图书馆在前的。他所提出的“杀掉、烧掉，绝不饶恕”的命令，以及他的部队平均每天枪杀三十个共和国军，纵火焚烧城市，把所有的居民活活烧死在家里的等等恶行都因他的这一瞬间的感动而受到宽恕。所以远征司令郭文宁愿担受被送上断头台的惩罚，自作主张把他放了，结果神父西穆尔登在把郭文送上断头台后，却以开枪自杀的方式表达了对人道主义的尊重与忏悔。应该说这三个人物在惨烈的敌我斗争面前，为了革命或反革命的需要，都做出了极端凶残的行为，也都为此付出了心灵煎熬或肉身毁灭的代价。如果把革命或反革命看作神圣的义务，朗特纳克侯爵不会为救三个小孩而自投罗网，郭文不会放走对手，而神父西穆尔登也不会内疚到自杀的地步。如果他们都把人道主义看作至高无上的原则，也许这一切杀戮或自残根本就不会发生，黑格尔的名言，一切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就在维护旧制度上具有了永久的权威。但事实上，革命或反革命的暴力并没按照人道主义的牌理出牌，所谓人性的乖戾不但在法国大革命中而且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都不断地制造一幕幕惨剧。无论革命还是人道，都不像雨果所说的那样占有绝对的权威。确切地说，革命叙事和人道主义说到底都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无论它们是谁占据主流，在其中挥舞着指挥棒的，都是至高无上的国家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