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隐身衣和皇帝的新装
作者：田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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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我们还是可以常常见到“文革”体的流弊，而杨绛的“文革”回忆录的最大贡献，可以说就在于它摆脱了“文革”体。这样一来，杨绛的文风本身就已经构成了对“文革”意识形态的抵制。
《纪事》伊始，也就是“文革”伊始，有人发问：“杨季康，她是什么人？”在开大会的时候，一份文件传到杨绛近旁就跳过了她，“好像没有我这个人”。很快她就被“揪出来了”，但“揪出来的算什么东西呢，还‘妾身未分明’”。身份的问题，是《纪事》的主题。生活在一个“颠倒过来”的世界里，作者对于“自己究竟是谁”需要某种踏实的印证，就好比地震的时候需要抓住什么作为依靠那样。
分类是人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革命群众”同样需要一个清楚的身份符号。给人戴上尖顶高帽，上面标明身份，是实现透明度的手段之一。杨绛被推下示众高台的时候，趁机“脱下自己的高帽子看了一眼”，发现自己原来是个“资产阶级学者”。然而尖顶高帽不是人体的一部分，不能作为较永久的标记，于是革命群众想出了一个更聪明的办法，直接在身体上留下表证：杨绛被剃成阴阳头，她的丈夫钱钟书被剃成十字头。这显然比随时可以摘下来的高帽子更有效，钱钟书的一个同伙就因为剃了怪头，“理发店不但不为他理发，还给他扣上字纸篓子，命他戴着回家”。有鉴于此，杨绛把钱钟书的十字头改为“和尚头”，这不免让人想到满清初建的时候，很多汉族士人为了不留辫子，索性剃光头做了和尚。那时至少妇女可以保持汉族妆束，所谓“男降女不降”。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男女平等，女人也要出门上班，可是男女社会地位的平等没有改变社会规定下来的性别角色差异，杨绛的性别身份使她不能够也给自己剃光头。因此，她虽然给自己做了一顶假发，遮掩自己的阴阳发型，但是到处都被眼睛尖而觉悟高的革命群众辨认出来。公共汽车上的售票员“一眼识破了我的假发，对我大喝一声：‘哼！你这黑帮！’”杨绛声明自己不是“黑帮”，于是售票员问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你不是黑帮是什么？”卖菜的大娘也注意到她的假发，充满敌意地向她发难：“你是什么人？”我们注意到，这些问题与《纪事》开始时的问题遥相呼应，构成了《纪事》最鲜明的主题。
即使没有帽子、牌子和发型，还是有其他办法“识破”一个人的身份。何其芳扫院子，被外地来的红卫兵一眼看穿，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自称是扫院子的。‘扫院子的怎么戴眼镜儿？’”这时旁人指出他是何其芳，于是那位小将“凑近前去，悄悄说了不少仰慕的话”。这是《纪事》中一个重要的时刻：它让我们看到在表层与内里之间存在的差异。这里有一层又一层的穿透、辨认和误读。虽然眼镜作为符号被错误地诠释，因为何其芳的眼镜据他说乃是从小近视而不是读书太多的结果，可是红卫兵小将对扫院子人的判断最终还是正确的：在扫院子人的外表下面藏着一个著名的诗人。相比之下，倒是诗人没有能够识破外地来的红卫兵：在革命小将的外表下面藏着一个诗歌爱好者。红卫兵小将的“悄悄”私语更是构成了另一层次的隐藏。
继续读下去，会看到更多的表里差异，这一部分是因为杨绛和她的同伙在努力为自己建设一个私人空间，抵御外来的侵入和暴露。1966年秋天，杨绛们被安顿在单位楼上东侧的一间大屋里，屋子有两扇朝西的大窗，窗上挂着破芦苇帘子。杨绛建议别撤帘子，因为“革命群众进我们屋来，得经过那两个朝西的大窗。隔着帘子，外面看不见里面，里面却看得见外面”。这样，革命群众进得屋来，看到的只是一屋子人老实安静地学习马列经典，而杨绛在抽屉里“藏着自己爱读的书”。
《纪事》的作者是隐蔽大师。她善于给自己找到藏身之地，这在红日当头的年代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她被安排扫厕所，发现女厕“和某些大教堂、大寺院一样，可充罪犯的避难所”，她可以在里面休息，翻看抄写在小卡片上的旧诗词。即使是在批斗会当中，她也有本事用高帽子罩住眉眼打盹儿。“谁也不知我这个跑龙套的正在学马睡觉。”但她对周围的人与事，又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她总是在观察、打量，“终夜睁着两眼寻寻觅觅”。革命群众把她放在高台上看她，她站在高台上看革命群众。这是对政治运动中“满眼敌意”的审察作出的抵制，有时她会看到一些有趣的东西。
《纪事》的第四节题为“精彩的表演”。在这一节里，杨绛既是主角，又是看客。她在吉祥大戏院的舞台上挨斗：
当初坐在台下，唯恐上台；上了台也就不过如此。我站在台上陪斗，不必表演；如果坐在台下，想要充当革命群众，除非我对“犯人”也像他们有同样的愤怒才行，不然我就难了。说老实话，我觉得与其骂人，宁可挨骂。因为骂人是自我表演，挨骂是看人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表演——表演他们对我的心意，而无意中流露的真情，往往是很耐人寻味的。
对透明度的追寻是“文革”的目标之一。不但是革命群众在不断搜索“隐藏的阶级敌人”，就连显微镜下的杨绛，也试图在一个从社会阶层到道德价值都“颠倒过来”的世界里，寻找一点真实可靠的东西。她和同伙曾经在一起“捉摸研究”，试图分清楚什么是“大是非”，什么是“小是非”；但是难友也会卖友，如果不善于“知人”，就会使自己陷入困难的境地。杨绛家的阿姨在临走时对她说：“你现在可以看出人的好坏来了。”可这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杨绛宣称她渐渐看穿了许多革命群众都是“披着狼皮的羊”，但这一发现来之不易，她得主动“探险”，借种种机会、发明种种借口试探他们的态度。每一次革命群众满足她的要求，都是一次小小的人性的胜利。
当视线内转的时候，才是麻烦的时候。对透明度最令人不安的追寻，发生在语言和意向的层面。在第三节“一位骑士和四个妖精”里，杨绛讲述了一个不幸的笔误。她把笔记本交出去受审查，没想到文本细读果然硕果累累，居然给革命群众发现，杨绛在一次会议记录里把“四个大跃进”写成了“四个大妖精”。杨绛开始时称言：“想不到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筋里一点影子都没有。”后来她为自己解释：“这也可见我确在悉心听讲，忙着记录，只一念淘气，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有人试图用“公认为反动的‘潜意识论’”解析她的行为，“说我下意识里蔑视那位作报告的首长”。这时杨绛说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
作报告的首长正是我敬佩而爱戴的，从我的上意识到下意识，绝没有蔑视的影踪。他们强加于我的“下意识”，我可以很诚实地一口否认。
可是，谁能“诚实地”否认“潜意识”的动机呢？所谓下意识，就是潜藏于意识之下。否认下意识是一个悖论。
再后来，杨绛又归咎于堂吉诃德：她为自己制订了详细的翻译计划，但在政治运动中很多时间浪费在大小会议上，她只好靠加工来弥补损失的时间。加工耗费精力，“以致妖精乘虚而入”。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给了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解释是“一念淘气”，也就是说她有意开了一个小小的私人玩笑；另一个解释是疲劳引起无心的笔误。至于“想不到怎么会把‘大跃进’写成‘大妖精’，我脑筋里一点影子都没有。”恐怕是最接近事实的。这里重要的不是为什么出现笔误，而是对于动机的追寻，和近乎强迫性的解释冲动。当观察与审视的目光一旦转向自身和内在动机，这样的逼视就再也没有了止境。而且，我们总是可以找到我们想要找到的东西。
杨绛记录下一段发生在她和“革命派头头”之间的对话。革命派头头不满意她的检查，说：“你该知道，你笔记上写这种话，等于写反动标语。”杨绛抗议说：“那是我的私人笔记。假如上面有反动标语，张贴有罪。”头头不吭声了——也许杨绛的辩词对他来说是太微妙了。杨绛把注意力引向公与私之间被忽视和逾越的界限，于是，革命群众反而成了有罪者，因为他们的窥私癖侵犯了他人的隐私，隐私公布于众，就等于变相张贴反动标语——如果他们坚持认为“四个大妖精”是有意炮制的反动标语的话。杨绛的父亲是律师，这机智的辩词也颇有律师的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