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4期
隐身衣和皇帝的新装
作者：田晓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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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群众摧毁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屏障，其结果是摧毁了幽默，因为笑话往往依靠语言的表里之差才得以存在。幽默是反讽的表现之一，意味着多重视角，或者至少是对世界的一种另类观点，而革命代表着直线性的单一思维。
归根结底，杨绛的回忆录是对“身份”的探索：你是什么人？我是谁？这些问题一再出现，即使发自他人之口，也反映了作者的强烈关怀。在《纪事》中，杨绛称自己“早已不是人了”：她是“牛鬼蛇神”、是“扫厕所的”、是“落水狗”、是“过街老鼠”。当公车售票员和卖菜大娘问她：“你是什么人？”她无言以对。在“精彩表演”的末尾，她被戴上高帽游街示众，遵命“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时，杨绛唯一一次正面告诉我们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外表之下，她自认究竟是谁：“我虽然‘游街’出丑，我仍然是个有体面的人！”但有趣的是作者在这里用的是小说人物桑丘·潘沙的口吻。在《纪事》中，作者不断把自己代入各种小说角色，这些小说角色中西都有，以西为主：漫游奇境的阿丽思、《暴风雨》中的米兰达、《小赖子》中“叫喊消息的报子”、孙悟空、桑丘·潘沙。当作者把自己比作这些小说人物的时候，她把人生推到一段距离之外，放在艺术的范畴里，这样的心理距离是生存手段，同时，也使她能够把自己的遭遇放在人类经验的广大范围里，借此为自己的荒诞遭遇制造一些意义，亦不至过度放大一己的苦难。
二
然而，在演员和角色之间，永远都存在着表里差异的问题。诗人可以充当“扫院子的”，但是给红卫兵小将一眼识破，并因为自己的“真实身份”得到仰慕；杨绛没有那么幸运：一个她喜欢的小女孩，在得知她是“扫厕所的”之后就不再理她了。杨绛说：“她懂得扫厕所是最低贱的事，那时候扫厕所是惩罚，受这种惩罚的当然不是好人。”至于杨绛自己，却觉得做了扫厕所的人之后，“享到些向所未识的自由”。因为既然已经失去了人的资格，就可以不再遵循人的规范：“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像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
这一则轶事是对“文革”的最大反讽。“文革”的目标之一，正是彻底清除以往的文化系统，这种文化系统生产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一个享有社会特权的士人阶层。这一文化系统，建立在社会等级差异和特权之上。除了“读书”之外，其他皆被视为贱业。“文革”试图“改造”知识分子，但是改造方式是让他们从事体力劳动，本来以为这样会抹煞特权阶层和普通百姓之间的鸿沟，却没想到当体力劳动被视为对知识分子的惩罚的时候，“文革”所起到的作用就仅仅只是巩固加强了传统的社会等级差距而已。如果我们想要改变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真正实现人与人的平等，“颠倒过来”不是办法，因为这样激进而简单的颠倒并没有动摇、反而认可了原有的价值结构。只要“扫院子的”和“扫厕所的”被视为“贱业”，就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文革”创造出来的，不是“好一个新世界”，而是重新再现了它意图推翻的旧世界的等级观念——旧世界最不迷人的一部分。这样一来，旧世界的坏处没有能够离弃，反而丢掉了旧世界的好处。
因此，在“文革”结束后十年，杨绛仍然为那时候“我们生活上许多事都得自己料理”感到不平。这包括自己去煤厂买煤，“咸菜、土豆当然也得上街买”。这些每个人都应该自己动手料理的日常生活上的事情，向来被读书人视为“无聊琐事”、“浪费时间”，或者干脆就是“下人”的经管范畴，不值得“上人”操心（对于很多读书男人来说，是妻子的经营范畴——性别歧视和阶级歧视纠缠在一起诞生的畸形果实）。在一篇写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文章里，女作家苏青说她的朋友曾经为她自己上街买早餐而惊愕不止，大声惊呼：“你的阿妈呢？”苏青警告读者，如果现代知识分子再不放弃自己的“身份观念”，将来的世界“恐怕就只有王妈等辈可以扬眉吐气了”。不到二十年，苏青的预言居然实现了，只不过为时不长而已。
做了“扫厕所的”，就可以自放于社会文明规范之外，这则轶事还揭示了另外一个问题。在人类社会，语言起到“衣服”的作用，因为除了保暖之外，衣服还是文明的标志之一。杨绛自己就曾打过这样的比方：
说话之用譬如衣服，一方面遮掩身体，一方面衬托显露身上某几个部分。我们绝不谴责衣服掩饰真情，歪曲事实。假如赤条条一丝不挂，反惹人骇怪了。（《听话的艺术》，见《杂忆与杂写》，三联书店1999。）
然而，在某些社会情境里，如果一个人必须说违心的话，语言的衣服可以成为紧身衣。多亏披上了“扫厕所的人”的伪装，杨绛反而可以做回真实的自我，脱去客套话的外衣。
在《将饮茶》后记中，杨绛说她和丈夫都羡慕一样仙家法宝：隐身衣。“各披一件，同出遨游，我们只求摆脱羁束，到处阅历，并不想为非作歹。”所谓“阅历”，其实正和“文革”中的革命群众一样，渴望人事的透明度，否则没有隐身衣，不是一样可以阅历吗，只不过阅历到的可能是太多层的伪装而已。杨绛随后又说，这种隐身衣的料子不是别的，乃是“卑微”。可是，这恐怕是中国知识分子——至少是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一定岁数以上的知识分子——最难实现的东西了。这里我当然不是就知识分子的经济地位、政治地位或者任何社会地位而言，我说的是知识分子对自己“身份”的自觉。换句话说，一旦自视为“知识分子”，已经使得他们不可能再自以为“卑微”。实际上，“卑微”这个概念本身，正是社会等级的产物；追求“卑微”就和“追求自然”一样，是一个悖论。如果不意识到歌颂卑微是多么不卑微的手势，歌颂自然是多么“不自然”的举动，也就未免太天真了。然而，国民虽然充满世故，却常常天真未泯。
如果“文革”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追求透明度，那么杨绛的主要关怀之一是“隐”。在年轻时写的一篇文章中，她说：
认真要赤裸裸不加掩饰，除非有希腊神像那样完美的身体，有天使般纯洁的灵魂。培根说过：“赤裸裸是不体面的，不论是赤露的身体，或赤露的心。”人从乐园里驱逐出来的时候，已经体味到这句话了。
所以赤裸裸的真实总需要些掩饰。白昼的阳光，无情地照彻了人间万物，不能留下些幽暗让人迷惑，让人梦想，让人希望。如果没有轻云薄雾把日光筛漏出五色霞彩来，天空该多么单调枯燥！（《窗帘》，见《杂忆与杂写》。）
杨绛是翻译家，她对字眼的选择值得注意，因为培根原话的“不体面”，本是uncomely，尽可直译为“不美的”。这让人想起她在《纪事》中宣称：“我是一个有体面的人。”“体面”强调的是身体的外表，是“面”。对杨绛来说，表里必须有别，而且，对表下之里过分好奇是危险的。她警告读者：“人家挂着窗帘呢，别去窥望。宁可自己也挂上一个，华丽的也好，朴素的也好。如果你不屑挂，或懒得挂，不妨就敞着个赤裸裸的窗口。不过你总得尊重别人家的窗帘。”
在中国文化传统里，“隐”是一个古老而重要的概念。围绕着“隐”，可以展开一系列关于公私价值观念的社会问题，道德问题，甚至美学问题。然而，在“隐”的概念里潜藏着一个千古悖论。沈约在《宋书·隐逸传》序言中说：“夫隐之为言，迹不外见，道不可知之谓也。”对沈约来说，《隐逸传》本身就颇为荒谬，因为隐士的定义是不外见、不可知，隐士而进入史传，违背了做隐士的宗旨。
同理，出版一本书而又赞美隐身衣，未免自相矛盾。这倒不是指责作者虚伪，因为归根结底，只有出名的人才有权利渴望卑微。再说，杨绛也不过是像许许多多的中国士人一样，陷在了一个言与隐的怪圈里而已。“言，身之文也。身将隐，焉用文之？文之，是求显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文公赏从亡者而不及介之推，介之推便入山求隐，这似乎已是有些负气的了；入山之前发了一顿牢骚，于是他的母亲说：“或者还是至少让国君知道的为好。”介之推遂说了上面引的一段话。然而他毕竟还是不得不用他所拒绝的“言”来揭示和解释他的行为，而且，后世知道他的名字，也正是因为他求隐的缘故。
在“文革”中，杨绛曾彻夜不眠，用女儿剪下的辫子做了一顶假发遮掩阴阳头，但是，“光头戴上假发，显然有一道界线。剪下的辫子搁置多年，已由乌黑变成枯黄色，和我的黑发色泽不同。”在炎炎红日无情的照射下，她不能够成功地隐藏起自己的身份。“文革”之后，她赞美“陆沉”，但是再次失败，因为她的写作给她带来盛名，几年前，一部回忆录《我们仨》不但获奖，而且成为畅销书之一。杨绛的确用文字织就了一件外衣，这件外衣虽不是“皇帝的新装”，却也不是“隐身衣”。她的文字所隐藏与揭示的东西令人“生出无限兴趣”。探讨“文革”，不应该只注意政治因素，它的文化因素更发人深省，因为牵涉到中国社会中许多由来已久的问题与现象。
田晓菲，学者，现居美国波士顿。主要著作有《秋水堂论金瓶梅》、《尘几录：陶潜与手抄本文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