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范跑跑”事件的冷思考
作者：单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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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研经费数千万的科研项目，小到一篇学术论文，涉嫌学术造假的案例几乎牵涉到全国所有重点大学。现在似乎已经没有学术净土了!
有多少教师利用自己的权力，勒索学生钱财?著名的中央美院附中利用扩招，收取学生的巨额赞助费，而该校校长金甲镇在受审时坦然说，如此做法极为普遍，而且是公开的秘密!
有多少教师利用自己的权力，胁迫学生提供性服务?数年前，就有大学校长利用手中权力，与多达十多名教师学生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的丑闻，一直以来，一些中小学校长利用权力要挟、诱骗强奸女学生，男教师采用“单独辅导”、“个别谈话”等手段奸淫班里的幼女……类似的新闻，隔三岔五见诸报端。
有多少教师上课虚应故事，而把主要精力用在业余为学生补课捞钱上?以致各地教育主管部门三令五申地发布禁令，严禁中小学在职教师从事有偿家教。2008年6月北京发布禁令，禁止特级教师从事有偿家教，违者将被撤销称号。只禁止特级教师，则说明一般教师补课捞钱已经成了无法控制的普遍现象了。
有多少教师对学生持冷血的态度?就在不久前，安徽省长丰县双墩镇吴店中学七(2)班，两名学生上课时打架导致其中一人死亡，授课教师杨经贵站在三尺讲台上充当“看客”，并不加以制止，而是继续上课直至下课。杨老师因此被网友冠以“杨不管”的称号。
如果范跑跑的行为表明他不具备担任教师的资格，那么公开大规模造假以应付教育部评估的众多高校，是否还具备办学的道德资质?
如果范跑跑因为其不当行为被教育主管当局辞退是正当合理的，那么教育官员利用无数的评估、检查，或被动享受、或主动索取学校提供的高级宾馆、豪华酒宴、奢侈礼品直至安排艺术专业女学生陪酒伴舞，诸如此类的行为，是否符合教育官员起码的道德素质?为官员们作此安排的学校领导，是否有一丝良心上的不安和道德上的愧疚?
甚至于，灾区倒塌的学校中，有多少教育官员、学校领导，本身就是学校豆腐渣工程的同谋和参与者?
包括我自己在内的教师，又有多少，能像网友痛贬范跑跑那样，揭发抨击上述种种不道德。的行径?
不少教师包括我自己，都是某种意义上的范跑跑。不同程度上，我们都在从真善美跑向假丑恶，而且速度越来越快，胆子越来越大，玩弄的花样越来越多。
地震让我们认识了范跑跑，自然也会反过来作点自我反省。但地震过去，全国公众的情感激动和道德自省高潮过后，我们教师上述的不道德行为就消失了么?谭千秋为代表的老师们的英魂尚未完全安息，因为地震而暂停的学术造假，评估造假又开始继续进行了。电视机前的很多老师们擦干了眼泪，捐献了金钱和爱心，大体上还会按以前的模式继续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地震总会过去的，短时间的道德高调休止后，生活还要继续。今年的巨大灾难，也许是中国人三十年来改革开放时代精神生活的一个转折——但愿如此，而且我充满期待；也许是中国现代化这一不可逆进程中一个不大不小的波澜——它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尽管人们很不情愿如此。
唯其如此，一个更应该思考的问题也许是：社会的道德检讨与思考，不应该局限于特殊情境或社会危机时期。在这样的时刻进行简单的道德审判极具危险性。如同慈善行为应该是日常活动而不仅仅是危机对策一样，道德反省更应该成为人们日常精神生活中的基本内容之一。只有当中国日常生活，特别是教育领域的各种不道德行为与现象能够得到足够的关注、批评与矫治，正面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才会得到真正的肯定。那种只表扬道德模范而不处置众多不道德行为(比如对各种学术不端行为的极度宽容)乃至违法乱纪行为的习惯性或潜规则做法，显然对弘扬正气、打击邪气没有多少作用。几十年来的历史已经无数次证明了这一点。
日常生活中，不道德行为未能得到舆论的有效贬斥和适当的惩戒，自有其原因。历史地看，近百年来，中国社会各个历史阶段，主流文化或主流意识形态都贯彻执行了一种极端功利主义的非道德化、反道德化的人格评价标准。相当长一个时期内，道德几乎成为虚伪、落后的同义词，当无法回避道德评价时，则通常要加上一个限制性的前缀：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新道德等等。在这些概念中，道德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前面那些限制词的含义。正如我们都知道的，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文明，其最基本的价值原则之一，就是确定为自己的个人主义才是最彻底的真道德。而这样的主张，早在五四时代就已经被中国的激进知识分子全盘接受了。
陈独秀把现代的民主与传统道德完全对立起来：“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傅斯年的逻辑是：善来源于个性，没有个性就没有善；个性发展，善才能发展；摧残个性就是摧残善；故破坏善的最大势力就是万恶之源。中国的家庭是破坏个性的最大势力，所以家庭就是万恶之源。“中国人对于家庭负累的重大，更可以使他所有事业，完全乌有，并且一层一层的向不道德的中心去。但凡有一个能挣钱的人，那七姑八姨，都粘上了，那家族更不消说。这么一来，让他丝毫不能自由，不能不想尽办法，赚钱养家；不能不屈了自己的人格，服从别人；去连累他的上下前后，寸步不由自己，譬如带上手铐脚镣一般。”他诅咒说：“要想知道中国家族的情形，只有画个猪圈。…‘我们现在已经掉在网里了，没法办了。想个不得已的办法，只有力减家庭的负累，尽力发挥个性。不管父母、兄弟、妻子的责难，总是得一意孤行，服从良心上的支配。其余都可以不顾虑，并且可以牺牲的……这样还可望有点成就，做点事业。”(傅斯年：《万恶之源》，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陈独秀的主张还有一些“宏大叙事”的高调，傅斯年的“良心上的支配”就是满足个人欲望，或者说就是赤裸、直白的个人利益至上论了。胡适则从超出家庭范围的更广阔的社会着眼，肯定个人主义的“为我”实际上就是“利他”：“最可笑的是有些人明明知道世界‘陆沉’，却要跟着‘陆沉’，跟着堕落，不肯救出自己!却不知道社会是个人组成的，多救出一个人便是多备下一个再造新社会的分子……这种‘为我主义’，其实是最有价值的利人主义。”(胡适：《易卜生主义》，1918年6月_15日《新青年》第4卷第6号)
在傅斯年、鲁迅、胡适之前，号称“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说得更透彻：“我常谓支那之家庭，非家庭也，是一最愚暗之监狱耳。欲破此大狱，其惟婚姻革命乎!而助此二者之实行，则纲常革命也。”(刘师培：《论中国家族压制之原因》，1904年4月13、14、15日《警钟日报》)现实中绝大多数人包括傅斯年、鲁迅、刘师培本人，不可能放弃所有的家庭责任，但这种否定家庭的伦理主张和文学表达所导致的思想后果仍然是灾难性的。
辛亥革命到后来的新文化运动，其实都是广义的政治革命(即通常所说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这样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