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大学应该成为“精神圣地”
作者：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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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年级大学生与青年教师，还要给没有机会上大学，却有强烈学习愿望的社会青年，留下一定的名额。
“精神圣地”：地方综合大学的社会扩散影响与作用
我之所以主张办书院式讲习班要适当向社会青年开放，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关于地方大学的作用与功能的考虑，这可能更是一个不切实际，甚至是不合时宜的梦想。
还是从我的北大经验说起。几乎从在北大教书那天起，我就发现了一个极有意思的现象：每次上课，都有大批旁听生。后来读张中行先生的回忆文章，才知道这是北大的一个传统，即所谓“不该来上课的每课必到，应该来上课的却可以经常不到”。后者是因为北大崇尚自学，一些学生宁愿钻图书馆而不愿听他看来受益不大的课程；前者则是指“有些年轻人在沙滩一带流浪，没上学而同样愿意求学。还有些人，上了学而学校是不人流的，也愿意买硬席票而坐软席车，于是踊跃地来旁听。”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对这种旁听现象作了如下分析：“这样，北大就自然成了渴望求知而无缘入学的‘精神流浪汉’的‘圣地’，他们或者由此而登人精神的圣殿，或者不过以北大课堂作为精神的憩息地，稍事休整，又继续自己的精神流浪。在我看来，这正是北大及同类高等学府的特殊价值所在；而自由听课，对不注册的旁听生的宽容态度，更应该看作是北京大学教学制度，以至教育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不拘一格造就人才，培养学校与社会学术、精神自由气氛所起的作用，是无形的，却又是难以估价的；它应该成为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学术、教育史的一个重要课题。”(参看拙作：《保留一块‘精神流浪汉’的‘圣地’》，文收《世纪末的沉思》)
而我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现象：到九十年代末至新世纪初，当中国整个社会逐渐商业化，精神普遍失落，人们不再读书时，旁听生反而有增无减。退休以后，我在北大仅有的两次讲演，一次上课，都发现有大量的“精神流浪汉”前来旁听，而且课后围着和我进行热烈的讨论，久久不肯离去的，也是他们。我完全可以感受到他们对精神的渴求，因而感动不已，同时也对北大学生的相对冷漠而感慨不已。后者涉及这些年中国教育的重大失误，需要另作专门讨论，前者却证实了我的一个信念：“人之为人，总是要有超越物质的精神的追求——可以遮蔽于一时，这人的变动的生命中的永恒却不可能消解，并迟早要显示出自己的力量。”(参看拙作：《写在前面》，收《心灵的探寻》再版本)而且，在任何社会，大多数人会有趋同的倾向，但也总会有人作出逆向的选择；因此，当物质追求成为一种时尚时，就会出现与之对抗的精神的追求以至痴迷。尽管是少数，但我们这样的人口大国，它的绝对量却相当可观。尤其他们聚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不可忽视的力量。问题是需要这样的一个可以满足他们精神需求的聚集地，北大由于它的自由、民主的思想学术传统，以及它所集中的丰厚的精神资源，而成为全国精神流浪汉聚集的“圣地”，这是可以理解的。据我的观察，现在的许多网站事实上正在逐渐成为这样的精神流浪汉的聚集地，一个自由交流与相互支撑的精神园地。其对有追求的年轻人(他们正是民族未来的希望)的健康成长，对思想文化学术自由空间的开拓与社会风尚的变化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我想讨论的是大学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蔡元培提出了一个重要原则：“教育指导社会，而非追逐社会。”我理解这包含两个侧面的意思：一是大学应该与社会现状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与距离，不趋时，不唯上，坚守自身的独立性，至少大学的一部分教授与学者应该自觉处于社会与学术的边缘位置，以保持思想与研究的超越性、彻底性，以及本质上的批判性；另一方面，大学又应该关注现实，积极参与社会变革，对社会发挥自己的发射性影响。坚守前者，大学就能起到社会清醒剂、净化剂的作用；坚守后者，大学就自然成为社会变革的精神推动力。我们说，大学应该成为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精神“圣地”，就包含了这两个方面的意义。
我知道在今天的中国与学界来谈这些，近乎痴人说梦，因为现实的中国大学，一方面早已以追逐时髦为荣，已经彻底地世俗化与工具化，成了政治与商业时尚的双重俘虏，没有任何独立性可言；另一方面，却对现实与社会变革采取惊人的漠视态度，批判精神与实践精神的缺失，使大学放弃了对社会的承担。或许正是不满意于这样的现状，我们才要在这里说梦话。我曾经说过，“一个民族的年轻人，如果连梦也不能做，恐怕就太可悲也太危险了”，因为“一个民族，特别是处于政治与经济双重困惑中的民族，是需要相对超越的一方净土的”。教育就其本质而言，是具有某种乌托邦性的；学校，也包括大学，本应该成为年轻人的梦乡。现在，大学放弃了梦的功能，我们就来说说关于大学的梦话吧。
还是拉回到我要说的主题上：如前所说，即使在这个商业化、功利化的社会，也还有绝对量并不小的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有着强烈的对精神的渴求；刚才我们又强调为社会提供精神资源，是大学的基本功能，那么，我们自然就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大学，至少说国家与地区的重点大学，应该成为一个国家、地区的精神中心，或者说精神基地也可以。这就是说，我们不仅要有北京大学这样的全国年轻人向往的“精神圣地”，而且各省、各地区也都应该有自己的“精神圣地”。不知道诸位有没有想过，或者说，诸位有没有这样的雄心壮志，要使贵州大学成为贵州的有精神追求的年轻人所向往的“精神圣地”?——就在我们贵州，明代的阳明书院，抗战时期的浙江大学都是这样的“精神圣地”，我们为什么不能继承这样的传统呢?贵州大学是贵州省的最高学府，而且是一个综合性的大学，更是有条件、有责任发挥这样的精神中心或基地的作用。
问题是，怎样才能对年轻人产生精神的吸引力?这里的关键仍然是要有一批不仅有一流的学识，而且具有精神与人格力量的教师、学者，首先吸引校内的学生；然后，定期举办向校外开放的讲座，如周末讲座，以发挥教育的辐射作用。我们还可以利用校外的资源，以弥补自身教育资源的不足。为了使我的设想不至于过于空泛，这里，我想提一个具有可操作性的建议：可以利用贵州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在暑期设立“小学期”，请全国一流学者来贵州疗养，同时为学生开设一门课(其中某些学者可以做我前面所说的书院教育实验的导师)，或做向社会开放性的系列讲座。特别是这样的“贵州大学暑期讲座”，如果坚持三五年，七八年，就一定会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可以预期，会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在每年暑期从全省各地云集花溪，从而形成了“到贵大去充(精神之)电”的舆论，贵州大学就自然成为地方精神的聚集地与发散地，成为名副其实的贵州最高学府，在我看来，这才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条件与标志。
地方院校的定位与培养目标
这些年走到任何一个地方院校，都可以听到一个中心话题：如何争取评上硕士点与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