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大学应该成为“精神圣地”
作者：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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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很有点1958年“大跃进”的“气势”：“有条件的要上，没有条件的创造条件也要上。”各校各级领导为此耗尽精力与财力、物力，不惜代价，也不惜采取任何手段，由此而造成的腐败，已经到了见怪不怪的地步，成了中国大学教育的一个“毒瘤”。其中的原因自然十分复杂，这里我只想讨论一个理念的问题，即“地方院校的定位与培养目标”的问题。
记得当年蔡元培先生曾主张将大学分为“研究型”与“实用型”两类。在我看来，蔡先生的意见今天仍有指导意义；而且我认为非国家重点的地方院校，基本上应定位为“实用型”大学，它的主要任务是为地方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面建设，培养实用人才。因此，主要应办好本科与专科教育，完全没有必要在各系、各专业都设点培养研究生。当然，为适应本省、本地区的某种特殊需要，在有全国性研究实力与影响的专业，也应该适度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研究生教育，可以专门建立研究室、所，但绝对不能搞“没有条件的也要上”。只有明确了这样的基本定位，地方院校才有可能集中精力，搞好本科、专科的教学工作，扎扎实实地提高大学生的教育质量。
这里，还涉及对地方院校教师的要求，这也是这些年弄得极为混乱的问题。本来教师的本职就是上课，在地方院校更应如此，评价教师的主要标准，就是他的教学态度、教学水平与教学效果。这本来都是办教育的常识。但由于盲目地向“研究型大学”高攀，就在地方院校普遍形成了“重科研，轻教学”的倾向，以所谓“科研成果”(在什么级别刊物上发表多少文章，出版了多少专著)作为评定教师职称的主要指标。其结果就是课堂教学质量的急剧下降，导致教师的轻教与学生的厌学，更使腐败滋生。
这里也涉及对教育本质的认识。大学教育是应承担两个任务，具有两个功能的，一是“民族文化与人类文明的积淀与传承”，其中包括“知识的传授”与“精神的传递”两个侧面；二是“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以至人类自身，做不断的反省、质疑与批判，并进行思想文化学术的新的创造”，“提供新的精神资源”(参看拙作：《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这就对大学教师的素质与能力提出了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知识传授与精神传递，一是批判与创新，通俗地说，就是“课上得好，研究工作也上得去”。应该说，大学里确实有这样的教学、科研两个方面都出色的教师，这些理想状态的教师得到高度评价是理所当然的。但也应该看到，在现实的层面，恐怕更多的教师的素质是存在偏颇，处于不平衡状态的：有的课上得好，科研能力却相对要弱一些；有的研究能力很强，但却不善表达，教学效果并不好。这就决定了大学的教师是分成两种类型的，即所谓“教学型”与“科研型”；不同的课程对教师也有不同的要求，一般说来，基础课要求较高的教学能力，选修课则要求较高的研究水平。因此，我们对教师的要求与评价，就必须是有区别的，而不能简单地采用一个标准。
而如上所说，地方院校的“实用型大学”的定位，就决定了它必然是以教学为主，尽管也应该鼓励教师做一些研究，这是提高教学水平所需要的。但它对教师的主要要求却应该是课要上得好，也就是说，相对于研究型大学，地方院校的教师主要应是教学型的，教师的主要精力应放在教学上，对教师的评价标准也应主要看其教学水平与效果，在科研方面不必有过高的要求。而我们现在的做法是本末倒置的：不但片面地强调科研忽视教学，而且对科研水平的评价也是简单量化的。其结果必然是对地方院校的主要任务教学工作的严重干扰与破坏，而且也不利于地方院校科研工作的健康发展。——我们强调地方院校教学工作的特殊重要性，绝不意味着应忽视科研工作和科研型教师，不应把教学与科研绝对对立起来，处理得好，两者是可以取得良性互动的。地方院校应成为“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基地”
最后我还想强调一点：地方院校应该成为“培养乡村建设人才的基地”。
这是由我们前面讨论过的地方院校应为地方建设培养人才这一问题引申出来的。特别强调培养乡村建设人才，是出于对我们的国情、省情的认识。曾经有一种说法，中国农村的唯一出路，是走城市化的道路。我不否认城市化是农村发展的重要方向，我质疑的是将其唯一化；在我看来，中国这样的国家，特别是贵州这样的地区，完全走城市化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城市化与乡村建设同时发展的道路。在西部的开发、贵州的发展中，乡村建设理应占有一个战略性的地位；培养本土的乡村建设人才，这更应该成为贵州大学这样的地方院校的一个重大任务与战略目标。还必须预见到，随着贵州乡村建设事业的发展，贵州地方大学的学生就业必然要面对广大的乡村人才市场。因此，我们必须将完全面向城市的教育转向城乡兼顾的发展方向，在乡村建设问题基本上没有进入我们的视野的现状下，更应特别强调培养乡村建设人才。
我刚从安顺来，我在那里参加了屯堡文化研讨会，以及《屯堡乡民社会》一书的首发式。我特别感兴趣的是，我曾经任教的安顺师专所创造的“村校挂钩”的经验。他们选择了安顺屯堡的九溪村作为点，组织教师与学生深入村寨做社会调查与研究，同时积极参与九溪的乡村建设，帮助农民组织起来，获得了乡民与乡村精英的极大信任。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学校的建设：《屯堡乡民社会》一书即是他们的科研成果，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专家的很高评价，认为提出了许多重大的前沿性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具有全国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在这一过程中，一批青年教师得到了锻炼，迅速成长起来，成为学校的骨干；他们正准备利用调查研究成果在学校开设专题课，将其转化为教育资源。
九溪村原村长、支书，屯堡文化研究会会长张文顺对此有一个很高的评价：“以前是工厂、农村挂钩，军民共建，还没有听见过‘村校挂钩’这一条。‘村校挂钩’可以说是二十一世纪农村发展的途径”。我以为，这样的评价是有道理的。而且在我看来，安顺师专所开创的“村校挂钩”的模式，不仅为乡村建设开辟了一条途径，而且也为省、市地方院校的教育改革，提供了一条重要思路。他们的经验应该引起重视并认真总结。——我在一开头谈到的教育资源问题，其实，这样的来自本省实践第一线的经验，也许是更为重要与现实的资源。(本文为作者在贵州大学座谈会上的讲话)
钱理群，学者，现居北京。主要著作有《周作人传》、《世纪末的沉思》、《我的精神自传》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