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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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程度的自主权，这实际上是形成了一种制度创新主体的多元化。制度创新变成了一种类似市场一样的机制。很多地方都在摸索和提供新的制度形态，至于哪些形态最终会成为广泛被采用的形态，有一个自发学习、模仿的过程。比如农业改革最初是安徽搞的，安徽的很多做法在一河之隔的江苏当时还是不允许的，但是中央同意安徽试一试，试的结果是增产增收，所以一河之隔的江苏也感到压力，觉得为什么我们不搞。如果某个地方制度创新的效果好，中央就派人来总结经验写文件，推广到更多地方去。不论是农业、企业、金融，各方面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延续这个思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上面有大政方针，下面有广泛试验创新，中间有研讨、知识扩散的过程，这就是中国改革的独特治理结构。
最后，关于改革的内容与结果。上述这个独特的改革治理结构产生了一系列内容和过程的不同。因为不是预先想出来的，而是本土智慧在广泛空间上试验、比较的产物，所以中国改革就形成一系列很有特色的本土制度安排。但这个以本土经验为基础的自主创新又不是排外的。
从结果看，中国现在走出来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土地制度、企业制度、地方政府制度、货币制度、国家财政制度各个方面，与当代世界的主流形式，既有相同，又有不同。它既能够基本适应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采纳了当代世界的原则和经验，又带着浓厚的中国特色。因为它是从昨天，从中国的历史中一步一步演化出来的，所以和“转轨”经济体那种变革是完全不同的。
史正富说：就目前观察到的来看，我对经济层面的制度安排是最乐观的。虽然有种种问题，但是相对而言，它的自我调整和适应能力还比较强。相对而言，公共部门的制度安排比较令人担心，由于第三部门即非政府非营利组织目前还比较弱小，所以我主要说政府组织。最近的大部制改革是第六次机构改革了。不能说中国过去三十年政府制度改革的成绩不明显。没有政府制度的适当改革，过去三十年的改革成绩是哪里来的呢?毕竟中国政府在过去三十年经济发展中是一个主导的力量，经济成就本身就说明中国政府的制度安排一定有它合理的地方。一是前面提到的经济管理和经济体制创新上的地方分权制度；二是在过去三十年当中，政府的人才结构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刷新，政府成员的素质、年龄、知识结构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中国政府的人才素质在当今的世界上可以说是相当高的。
但从大规模组织的管理这个视角来看，我国政府目前的效能与效率水平还是存在很大问题的。比如一个比较大的问题是“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政府的日常管理中，对权力来源、部门权力和个人权力的规范还不够严格。第二个突出问题是立法过程缺乏监督和足够的规范，政府具体部门对社会、企业与个人的管理权限还没有得到合理的界定。目前很多立法都是国家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立法，这往往会导致两个问题，一是脱离社会复杂现实，引起多方面争议；二是带有浓厚的部门中心的倾向——主管部门自己立法，自然倾向于让自己工作更方便，权力更多一点。第三个明显问题是政府公务流程还相当粗放。中国政府除了中央各部委和省级政府，还有两千多个县，四五百个地级市……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正规组织了。这个组织当中的组织结构、部门的设置、岗位的编制、责任权利义务的管理、人才的激励制度、财务制度、事权的划分等等都存在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有人要问了，既然刚才说政府里的人才素质很高，为什么还会有这些问题呢?这就涉及中国政府部门的制度创新的一个缺陷了。地方分权的宏观政府制度和人才结构刷新，都是中央最高领导推进的改革，也就是说，过去三十年中国政府部门的改革，并没有像经济改革那样形成一个自发的、多层次的自主制度创新机制。我想提出探讨的是，在未来的改革中，中国的政府系统能否形成这种机制。
(罗多明)
汶川救灾与“普世价值”
中国思想论坛日前刊出学者赵汀阳的文章《汶川救灾与“普世价值”》，全文如下：
汶川救灾已经注定成为一个历史大事，必定会给人们留下某种重要的精神遗产，汶川救灾的惊险和激情过去后，冷静的思考刚刚开始。突发事件最能够激发人们灵魂深处的精神，这些潜伏着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或许不明显，但一直存在。汶川救灾的紧迫性使人们心中的中国精神爆发出来，就好像人们的人格一时间都得到普遍提升，令人震撼的万众一心、不计私利、不怕牺牲、见义勇为、先人后己的精神在全国人民的自觉行动中充分体现。这一集体自觉行动以事实而不是以话语对所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做人要做什么样的人?人的命运掌握在谁的手里?人在哪里能够获得帮助和拯救?
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错的话，汶川救灾的事实给出了这样的回答：每个人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人的手里，他人就是我们的命运，没有一个人能够自己拯救自己，每个人都需要他人的帮助。如果哲学地说，每个人的存在、利益和幸福都取决于他人，他人就是我的存在条件，任何一个人的命运都是由人之间的关系所定义的。假如学校是由不负责任的他人建造的，那么学生的生命就遇到严酷的挑战；假如没有那些英勇无畏的救援者，学生的生命就不会得到拯救。既然每个人都只能从他人那里获得帮助和拯救，所以他人就是救星。在他人之外无拯救，在人间之外无拯救，只有人能够救人。正因为只有人能够拯救人，无论是拯救他人或者为他人所拯救，所以人对他人就负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他人负有责任意味着，当他人遇到无法克服的困难，我们就有责任提供他人所需要的帮助。这就是以他人为思考重心的中国哲学的基本精神，就是说，人的问题只能在他人那里得到解决，而不可能在上帝那里或者在自然权利那里得到解决。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都是这种人间精神的表现。
有的媒体认为汶川救灾所以伟大是因为向世界承诺和表现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这种歪曲事实的解释令人吃惊也令人失望。如果中国救灾所表现的无非是西方价值观，那么西方就不会对中国救灾所显示的力量感到出乎意料和吃惊了，很显然，假如中国和西方的所作所为大同小异，就根本不值得西方惊讶了。汶川救灾证明的不是西方的普世价值，而是证明了中国价值就是普世价值；不是中国向西方交出的答卷，而是中国人对中国精神的一种发展和再创造。可以想象，救灾英雄们恐怕很少读过《圣经》、奥古斯丁、洛克、康德、伯林、海耶克、罗尔斯之类，也恐怕很少读过“独立宣言”和“人权宣言”之类，在救灾英雄们身上奔腾的是中国心，恐怕不是西方心。
在当代思想市场里有许多价值观在竞争，人们可能会各自选择一些自己喜欢的特殊价值观，比如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