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字体： 【大 中 小】
史正富：中国改革是自主制度创新
在改革开放三十年之际，复旦大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和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联合发起了“中国改革三十年研究与出版工程”。近日，其联合发起人、复旦新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史正富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对中国改革三十年做了一个总体评价。
史正富称：我认为中国改革不仅是一般意义的改革，其成就不仅在于发展了中国经济，而且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一个重大事件。它的世界历史意义可以概括为两点：第一点，中国改革三十年是一个发展的奇迹，不但是中国发展史上，而且也是世界发展史上的一个奇迹。之所以是奇迹，具体表现有四。一是三十年平均增长率达到9.7％。这么长时间保持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世界经济史上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二是从经济增长的受益面来说，中国改革使最广大的人口实现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尤其是，收入水平的显著提升首先是从收入最低的群体开始的——改革的第一波，1979～1983、1984年，农民是最大的受益群体。所以中国改革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西方发达国家当年在高速增长过程中所走的弯路：一般在最初阶段是收入分配的急剧恶化，产生大规模的赤贫阶层，然后再进行补救。如果从绝对数量上来讲，中国改革实现的减贫人口，相当于过去几百年全世界的减贫人口。三是在高增长、大受益面的同时，实现了基本经济制度的转型：从早先由苏联型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演变而来的、以国有和集体经济为主导的中央计划经济，转变成现在的以多元产权制度为基础的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是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暴力冲突。不是说没有矛盾，也不是说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但总体来说，中国在改革的三十年中，基本上维持了社会稳定。上述四个表现同时发生，以我有限的历史知识来看，在整个世界历史上都是相当独特的，很可能是没有先例的。所以说，中国改革即便不是世界经济史上最大的奇迹，至少也是最成功的经济发展奇迹之一。第二点，如果超越经济史的视角，放大到文明演化的角度来看。中国改革不仅是一个经济发展奇迹，也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中华文明，在现代化冲击下，经过一百多年来适应现代文明的探索和努力，将要找到自己在现代世界中安身立命的存在形态的一个开端和重大突破。我觉得，中国三十年改革的成就和它奠定的基础，正在形成一个内生的、自主演化的制度和文明体系。
史正富认为：中国的改革是多方面的改革，农业、工业、科技、金融、地方政府、法制，等等，改革的成功也是多方面的努力共同造就的。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总的视角来观察改革。我观察的这个总视角是中国改革的自主性——我现在倾向于用“自主制度创新”这个概念来描述中国三十年的改革，而不主张用“转轨”这个概念来描述。理由很简单，“转轨”这个词主要是描述1989年后苏联东欧的执政体系崩溃之后，从苏联的那种国有制为基础的中央集权经济，转变到欧美式的多元民主、私人产权、市场竞争的经济社会制度的这样一个过程。这个转变过程基本上都是由外来的经济学、政治学思想作为先导，借助外力，由国内的政权从上而下推动实施，早期称作“休克疗法”，强调的是从此岸到彼岸的一次性跳跃。与这种“转轨”相比，中国改革的目标、思想基础、领导体制、内容、过程、结果，各个方面都很不一样。因此用“转轨”这个词来描述中国改革是极其不恰当的。
首先，关于目标。“转轨”的目标是比较简单化的，就是多党制民主和私人产权市场经济这样一套现成的制度。那些“转轨”国家并没有问过那套制度对它们自身合适不合适，而是简单地全盘接受。而中国改革者则认识到，制度的选择说到底是以生产力为标准，改革的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发展中国的生产力。为什么要发展生产力呢?若干年以后的今天提出，是为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发展生产力的目标是为了让全社会的最大多数人口生活得更好，生活在一个和谐的社会里。它是一个终极标准，人的发展的标准，而不是以某种现成制度本身为标准。
其次，关于思想基础。“转轨”的思想基础是欧美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时至今日，许多西方的有识之士，包括一些著名经济学家，都认识到以新古典经济学为核心的主流经济学并不能解决经济制度转型的问题，但是当年大家对此都很自负，表达出来就是所谓“华盛顿共识”。而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础，一个是实事求是——判断一个制度好不好，适用不适用，要到实践中去试、去检验；另一个是在中国具有广泛共识的学术和政策研讨工具一可以把它称作“改革经济学”。它是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基础，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成分，经过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后东欧经济学家的改造，又经过中国经济学家根据实践加以调整，而发展起来的一套理论。诸如两权分离、企业自主、宏观微观、市场调节等主要观点，基本上都在上述语境下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就广泛认可了。所以说中国改革的思想基础不是纯粹外部输入的思想，而是一定程度上中国自生的经济学思想。
再次，关于改革的领导体制或者称之为改革的治理结构。苏联东欧的“转轨”都是由政府自上而下主导的，而中国改革的特色恰恰在于用分权的手段实现了一个分权导向的改革。改革的结果是实现了一个分权的经济体制，而实现这个分权型体制的过程，本身就是分权的：不是由一个中央的最高设计机构来设计我们未来的经济制度，然后一步步改过去；相反是引进了一个类似技术创新的体制——允许分散的制度的创新、不同地区形成不同程度的新的体制要素，经过各地之间的比较、模仿和中央政府的调查研究、比较鉴别，在多种声音的争论当中，最后使那些最具生命力的部分被认可，然后推广到全国去。
中国式分权改革模式的上层是中央政府的宏观指导。过去三十年，中央政府对大政方针、战略布局和办事的一般原则，在各个阶段都提出前瞻性的东西，比如“生产力是第一标准”、“放权让利”、“经济特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总的来说是改革开放与四项基本原则两手并举。但在这些大的框架下，中央并没有具体规定可以办什么不可以办什么，因此留下巨大的空间，将更多的自主权、更多的创造性，下放给地方政府和大企业。近几年中央又提出“科学发展观”、对内讲“和谐社会”、平衡发展，对外讲“和平发展”。现在和当年比起来，战略上有所不同，有很明确的递进关系，国家的宏观发展思路是“与时俱进”的。
分权改革模式的执行层则是地方政府与企业。而且地方分权又形成了一个梯队的结构：最有自主权的，是四大经济特区，然后是沿海开放城市、计划单列市和各种各样的试验区。中国版图如此巨大，采取这种多层次的空间、时间分布，赋予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