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8年第5期
环球笔记
作者：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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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外在有多少法律条文，而在于公民守法的习惯和心态。你可以批评某法条，提出修正，然后力图以法律方式来修改法律。法律修改方式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一定非常漫长。我们中国人很没有耐心，我们要立竿见影。美国的宪法修正案，两百年一共只通过27条。为什么?本身就是一种延缓的策略，把你最情绪化的时间耗掉，避免在社会压力很大的时候轻率改革。
但我们中国人不大能够容忍这样，通常要求立即“给个说法”“给个公道”。假设发生一个案子，民众怀疑干部贪污，在西方包括香港会进A--个非常漫长的调查、取证、开庭辩论最后判案的过程，公布结果的时候，大多数人已经根本不关心了。我们这里只要一报道，大家都认定他一定有问题，群情激奋要求解决。
这是中国相当特定的情况：要求法律不以它自身的节奏和逻辑来解决问题，而是迅速达成效果。以这样一个心态，很难建立法治社会。法治是在人心中有制度，建外在法律很容易，人心里是不是把法当法是法治的关键。这和保守主义传统有很大关系。英国、美国的保守主义传统都很强大，保守主义就是反对轻率改革，这个传统和自由传统并不矛盾，有保守主义才能保证自由。
我觉得保守的态度有良性作用，包括生活方式上的保守，不成天追求日新月异。其实我们从做人可以看出，一个人成天追求新奇我们并不觉得是个特别好的人，我们会希望人有一些稳定的素质。不仅仅是文化，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我都倾向采取一个更保守主义的态度而不是急于求成。我宁可改革速度慢一点，但是稳定地改革，方向更好一点，效果更好一点。
(萧华强)
陈文茜：活在西方中心落幕的年代
台湾知名媒体人陈文茜日前在台湾《苹果日报》撰文指出：西方人为所欲为的年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悄悄落幕，未来世界历史的轨迹，将是西方、中东、亚洲三个区域力量的角力。以下是文章全文：研究与批评
西方，在我们的眼里，一直那么美好。伦敦郊外衬着针织绣花的下午茶杯垫，法国品茗美酒的普罗旺斯葡萄棚，穿着七分裤的美国主妇，正在绿草如茵的庭院里游泳的健康德州青年。跑车、高速公路、海滩度假、自由与民主……甚至“人道主义”都与“西方”的概念紧紧相连。哦!美好的西方!伟大的西方!
给你一则完全相反的故事，让你了解“西方”的另一面。1920年英国首相丘吉尔，肩负平息英国殖民地伊拉克库德族与阿拉伯人叛乱的责任。丘吉尔决定批准空军的建议，“使用毒气”。他说得理直气壮，“我非常赞成以毒气对付未开化部族”。相较之下，八十年后，萨达姆于2006年被绞死，他的审判罪状之一，即包括了1970年代使用化学毒气屠杀库德族。萨达姆历史知识不足，或者他说什么也没人要听，他自始至终都是个莽夫；只有西方人，人道民主自由典范的英国，才有足够的文明高度，以毒气“教训”未开化的库德族。
西方人为所欲为的年代，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悄悄落幕。自从八十年代亚洲崛起，伊朗绑架美国大使馆人质事件后，住在西方世界以外的五十六亿人，开始发出他们的声音。到了2008年，美国《新闻周刊》以“后美国时代”为题，正式宣告西方独霸世界的历史结束。
而今年5月美国众议院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控告“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减产石油导致价格狂飙，引来的是一阵国际讪笑。这些土包子老美还以为他们如六十年前般控制世界，老美们尽情地挥霍石油，华尔街的私募基金把全球粮油商品炒得人人喊怨，美国那些高达二分之一没有护照从不出国的众议员们，却只想找阿拉伯人算账，并批判中印崛起：“中国人消耗了太多石油!”
的确，当黄皮肤的东亚中国人，也学着西方开起美国汽车，并追逐美式中产阶级生活时，西方人固然主导世界的时尚趋势，但它垄断全球资源的时代已结束。留下的，是美国人的错愕，一个无法想象不知如何应付的二十一世纪。
于是原本被美国人奉为瑰宝的“现代化”，一步步在亚洲实现，西方尤其是美国人，却产生强大的失落感。“美国价值”不再专属那些白皮肤的美国人，“资本主义”的天堂不在伦敦，而在上海与北京。这是大前研一的独特观察，没有一个官僚系统比上海、北京市府用人，更像猎头公司，给我最聪明最优秀的人才，管他是黑猫还是白猫。
八十年代日本商社曾买下纽约洛克斐勒大厦，攻陷纽约地标；2004年中国商人冯仑直捣“9·1l”后重建的双子星自由贸易大厦。亚洲资本以攻城略地姿态，入侵纽约；美国人感受前所未有的危机。安迪·沃荷风格夸大的美国商品符号，开始渗入了东亚的色彩。
美国人的挫折，在我眼中看来，属于典型没落霸权贵族式的傲慢。换想假设美国私募基金黑石买下台北101，德国kempinski集团标下圆山大饭店，台湾人会有危机感吗?恐怕欢迎都来不及吧。美式民族主义表面开放，其实骨子里充满了傲慢、防御与理所当然。
未来世界历史的轨迹，将是西方、中东、亚洲三个区域力量的角力。就像不愿交出权力的皇室，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会有一系列的反扑，“保护主义”、“反倾销税”……等，这都只是反扑系列的符号；我好奇的是当我七十岁，二十年后，还会有人记得那个伦敦下午茶绣花杯垫的美好西方风情吗?
(姚峥)
奥运会：谁不想改变中国?
学者、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日前在《联合早报》发表文章称：中国最想用奥运改变本身，因为中国内部已经具备了政治变革的动力。
郑永年说：各种内外部压力的增加，更增添了中国人要把奥运会办好的决心。有了这份决心，发生一些这样那样的“意外”反而没有了意外感。从一开始，除了热衷于体育的人们视奥运会为体育盛事外，很多人对于奥运会的关切并不是因为它是一次体育盛会，而是想着如何利用这次机会来改变中国。中国和西方之间的纷争当然不会因为奥运会而结束。奥运会只不过是一次西方各种政治力量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机会。没有了奥运会，他们也会寻找其他的机会。但无论是支持中国的力量还是反华力量，从一开始，就忽视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谁不想利用奥运会来促使中国的变化呢?现在的情况好像是，西方力量想促使中国的变化，而中国方面尤其是中国政府在阻止这样那样的变化。但很显然，如果只看到西方对中国的压力而忽视中国内部求变的动力，就很难了解奥运会对中国的深刻意义。
郑永年认为：如果认为只有西方力量希望奥运会能够促成中国的变革，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最希望利用奥运会促成变革的是中国本身。并且在这一点上，执政党、政府和人民，都具有相当的共识。中国人说“百年奥运”，把奥运会提高到非常神圣的高度。奥运会源于西方，尽管西方人也强调奥运精神，但很少像中国人那样把这个体育盛会看得如此神圣。从这个角度看，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当一些西方人开始破坏和阻碍奥运会火炬传递时，大多数中国人感到迷惑不解和愤恨。实际上，正是因为中国把奥运会看得如此神圣，从申请奥运会开始，很多人就希望奥运会能够给中国带来巨变。正如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是为了和世界接轨，通过接轨来改变自身那样，中国举办奥运会也是为了给国家的变化注入莫大的动力。客观地说，中国和西方的争论并不在于中国变还是不变，有奥运会还是没有奥运会，中国的变化是不可避免的。争论之所在在于什么样的变化。中国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取决于中国本身的发展，而非西方的一厢情愿。的确，当初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奥运会发生了政治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因为西方施加了莫大的压力，而是因为这些国家在举办奥运会之时其社会经济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阶段，因此具备了政治变革的动力。没有内部的社会经济基础，这些国家的政治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西方的压力在很多场合只是表象而已。西方国家在推行民主过程中往往动用强力甚至武力，但并没有成功的例子。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了内部的动力远较外部压力重要的原因。这就是说，中国政府愿意利用奥运会促成政治变化，主要是因为中国内部已经具备了政治变革的动力。环保政策、媒体自由和设立抗议场所等不仅仅是为了应付奥运会，更重要的是为了国内发展的需要。这些政策因为奥运会而设立表明奥运会是个契机。
(张新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