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儿散坐在田地上方的草坡上，向篮中的食物发起了进攻。从远处看来，这情景酷似布瑞松的素描画。大篮子里装的是四公升的酒和满满当当沾糖油煎的法国面包，颜色金黄，吃起来香脆可口。这时，安德烈老爹也来了。似乎他是来视察工作进展情况的。我们看见他一到田边便挑剔地用手杖敲打着种植了葡萄藤的泥土，然后满意地点了点头。之后，老人走过来加入了大伙的行列。他先喝了一杯酒，随后也坐下和我们一起晒太阳。善良温和的老人一副无所适事的样子，用沾满泥巴的拐仗摩擦着狗的肚皮，开始问安莉今晚吃什么。他想早 点开饭，好接着看他最喜欢的肥皂剧《圣塔巴巴拉》。

　　酒喝光了。男人们伸伸懒腰，把牙缝里的面包屑剔干净，又回去工作了。傍晚时分，葡萄枝已经全部插好。原本崎岖不平的瓜田现在平整无暇，新插的幼小枝条在夕阳下若隐若现。插枝队开拔到我家后院，大伙儿一边舒展着脊背，一边再喝上几杯茴香酒。我趁机把福斯坦拉到一旁，问他该付多少工钱。使用了三天拖拉机，再加上几十小时的人工，我们想必要摊上一笔不小的数目了吧？福斯坦连忙解释，急得把手中的杯子都放下了。他说，藤枝的钱我们是要付的，至于其他的就不用了。这山谷里有一套合作制度，哪家的葡萄需要重新栽种时，大家就来义务帮忙。算起来谁也不吃亏。他说，这倒省了填写发票、缴税什么的。他笑着用一根手指敲打着鼻梁，又以“小事一桩、不值一提”的语气问道，趁着拖拉机和农夫们还都在这里，要不要再种上250棵芦笋呀？第二天，芦笋就种好了。我们那套“普罗旺斯凡事慢吞吞”的理论，此刻似乎已经宣告无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