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开车去拜访一位我认识的房屋代理。一路上，我试图向托尼解释当地的种种状况，但徒劳。他以一种自以为谦虚的方式告诉我们说，他可是个精明强干的谈判高手，经常与纽约广告界那批难惹的家伙死缠硬斗，料想法国的小官僚或当地的农夫也占不着他的便宜。他的话开始让我觉得，好像不该介绍这些既没有汽车移动电话，又没有私人商业助理的小人物给他认识。

　　房产中介是位女士，她来到办公室的门口迎接我们。在落座时，她拿出厚厚两大叠房产资料，资料中还附有照片。她不会讲英文，托尼的法文在此时也变得非常有限。既然不能直接沟通，托尼索性当她不存在。目中无人的态度显得蛮横无理，更糟的是，他认为对方完全听不懂，尖酸刻薄的脏话毫无顾忌地脱口而出。在这尴尬难堪的半小时里，我忍受着托尼在翻看档案时不断迸出的“操！”“开玩笑！”等轻薄的言语，在其间的间歇处尽量把这些字句婉转地翻译成“他对价格感到惊异”之类的废话。

　　原先，托尼是打算寻觅一座不带土地的村舍。他太忙，恐怕根本没空料理庭院。可是翻阅房产资料之际，看得出，他的心态起了变化。想做普罗旺斯乡绅，必须拥有几亩庄园，地里种着葡萄藤和橄榄树。看完资料后，他已经开始烦恼网球场该建在何处了。颇令我失望的是，他竟然对三处房产表示出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今天下午就去看看。”他宣布。并在记事本上写下，又抬腕看看手表。我以为这动作意味着他需要借用代售员的电话，打个国际长途呢，却原来这只是他的肠胃对他发出了某种讯号。“我们杀去饭馆吧，”他说：“等两点钟再来。”他向房产中介伸出两根手指头挥了挥，她微笑点头表示明白。我们终于走出了这扇门，好让那位可怜的女士自行安抚她受惊的心灵。

　　用餐时，我告诉托尼，下午我不陪他去看房子了。他表示惊讶，想不出我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需要处理。但他随即叫来第二瓶酒，然后对我说，钞票是国际语言，相信没有我也不会有困难。不幸的是，账单送来时他才知道，不论是他的美国运通金卡，或是还来不及换成现钞的旅行支票，饭馆老板都不感兴趣。最后，还是由我付了账，并对有关“国际语言”这一话题发表了一些个人看法。托尼显然并没有被我的小幽默所感染，终于流露出了一丝身在他乡而又“语言”不通的郁闷。

　　我走了，既庆幸解脱，又有些不安。与这样的粗人相处当然不愉快，可他毕竟是我的同胞，身在异国，你会觉得自己对他多少负有一点责任。第二天，我打电话向那位房产中介表达了歉意。“别放在心上，”她说：“巴黎人也好不到哪里去。至少我听不懂他都讲了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