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地的广告业呈现出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任何车辆，只要停留在市场附近超过五分钟，当地的广告人们便会将各种各样的宣传单一叠叠压在你汽车的雨刷下。我们每次回到车上，都会收到琳琅满目的各色消息――诸如，某处即将开业大吉，某处出现了不可错过的大好机会，某处餐厅再次大特价，中间赫然还夹杂着色情服务的招贴单。

　　其中有一个消息说，卡维隆即将举办一场手风琴比赛。比赛中，将穿插“性感女郎的脱 衣舞表演（出场12次）”，以取悦嘉宾。一家超级市场红红火火地展开了“猪肉周”活动，宣称猪身上每一个可以食用的部分，都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超低价甩卖。除此之外，还有滚球比赛、舞会、自行车竞赛、犬类展、爆竹展和乐器演奏的宣传单，以及迪斯科舞场聘专人主持节目的招聘启示。一位据说是会炼金、能透视的法诺利夫人，邀你参加她的法会，号称包你满意而归。夏娃姑娘形容自己美味可口，正等着与你的浪漫约会；而露丝小姐宣称，她通过电话就能满足你所有的遐想——而这项服务，露丝小姐得意地补充说，在马赛已经遭到当局的严令禁止。

　　有一天，我们突然发现一张极不寻常的充满绝望和紧急口吻的传单，索取的不是我们的钱，而是我们的血液。

　　污脏的传单上讲述了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正准备到美国去动大手术，但在入院以前，他需要不间断地输血，才能保住幼小的生命。传单上醒目地写着：“急需大量鲜血。”捐血站将于次日晨八时，在葛氏村（Gordes）的村公所设立。

　　当我们在第二天早晨八点半抵达时，村公所里已经人满为患。十几张床沿着墙壁摆放着，上面躺满了人。从床上高吊的脚判断，当地各个阶层的人士都出动了――穿大号凉鞋的是小店的店主，穿高跟鞋的是年轻的女士，穿帆布短靴的是农夫，穿拖鞋的则是他们的妻子。年长的妇女一手紧抓菜篮，另一只手则一张一弛地压缩血液流入旁边的塑胶袋。大家一边输血，一边激烈地争论着谁的血最浓、颜色最深、最富有营养。

　　我们按照规矩，在一旁排队等待做血液检查。排在我们前面的是个矮胖的红鼻子老头儿，戴着一顶破旧的帽子，穿着一身工作服，饶有兴趣地看着护士徒劳地与他拇指上的硬皮进行着搏斗。

　　“要不要我找个杀猪的来？”他问道。护士一咬牙，奋力地再次举起手中的针头。“妈的！”伴随着老头一声惨叫，一滴圆鼓鼓的血珠出现了，护士迅速地导入试管，再加上一些液体，上下猛力摇动起来。一会儿，她的眼光从试管上向下望来，带着一股不屑的神色。

　　“您是怎么来的？”她问老头。

　　老头放下在口中吮吸的拇指，答道：“骑脚踏车啊。从安贝村（LesAnberts）一路骑过来的。”护士嗤之以鼻地说道：“您路上没摔跟头可真奇怪了，”她收回目光看着试管：“您喝醉了，知道吗？”

　　“不可能，”老头说：“也许早餐喝的一点点酒让我的鼻头有点红。早就习惯了，那算得上什么。再说了，” 他拿染血的大拇指在她的面前晃了晃：“加一点酒精，能让血球密度更高。”

　　显然，护士没有买他的账。她请这老人再去喝点东西，这次是喝咖啡，要是能缓过来的话，正午以前再回来。他嘴里嘟嘟囔囔着，摇摇晃晃地走了。受伤的大拇指举在身前，像一面战旗在迎风招展。

　　我们刺过手指，证明神智清醒，然后被带到床位前。血管与血袋相连，我们按照程序握紧和放松拳头。大厅里洋溢着谈笑之声，平常在街上擦肩而过、互不相识的陌生人，这时由于奉献精神的影响，忽然间成了好朋友。或许，这也与大厅尽头那个酒吧台多少有点关系。

　　在英国，捐一大袋血得到的报偿也就是一杯茶、一片饼干。可是在这儿，针管一取出，我们就给带到一张有义工提供服务的长桌旁。要来点儿什么？咖啡？巧克力？牛角面包？奶油蛋卷？火腿三明治？大蒜香肠？还是葡萄酒？多吃点！多喝点！好补充那些失去的血！把肠胃填饱！年轻的男护士忙着拔酒瓶塞，穿白长袍的主任医师则祝我们胃口大开。从吧台后面逐渐增高的空酒瓶看来，这场捐血运动不论在医疗上还是在社交上，都大获成功。

　　许多天之后，邮差送来一份官方办的捐血杂志《血球》，说那天早晨在葛氏村捐募到好几百公斤的血。但另一个我感兴趣的数字——那天喝掉了多少公斤的酒，杂志上却只字未提。或许是被留作医学界内部参考之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