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4期
沙飞的摄影成就及悲剧人生
作者：高永桢
字体： 【大 中 小】
然而，这不是沙飞的追求，他有更远大的抱负。1936年他不顾王辉苦苦挽留，执意去广州举办影展。之前，王辉已经参加华南抗日义勇军，从事地下党的秘密活动，她本想让沙飞尽快回汕头和她一起投身抗日，但她的秘密活动和想法又不便向沙飞说明。经过苦思冥想，她想出了一个“激将法”，给沙飞写了一封并非真心的短信，说：“希望你能尽快回到汕头。否则我提出离婚。当初，你我五条件结婚，现在五条件离婚。”以此敦促沙飞尽快回来。但万万没有想到，沙飞收到这封信如雷轰顶，误认为这是妻子的威胁，不支持他的事业。生性倔强、对新闻摄影矢志不移的沙飞，擦干悲伤的泪水，挥笔写下“誓不屈服，牺牲到底”8个大字，然后又给王辉写了“同意离婚”仅补字的回信。
这也并非沙飞实意，而是并不情愿又不甘屈服的无奈之举，所以这封信压了两三月后才从桂林寄给王辉。时刻企盼着沙飞归来的王辉，接这样一封回信，后悔莫及，无可奈何地吞下了自己酿成的“苦果”。从此，二人天各一方，离散8年之久。
此后王辉于1937年8月发起成立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汕头青年抗敌同志会”任理事，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汕头市委、潮汕中心县委、梅县中心县委妇女部长。1940年9月北上桂林，在李克农领导的八路军办事处工作，同年底调重庆八路军办事处(中共南方局)，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工作，1944年调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她的两个孩子，在1939年方方派她去香港找廖承志、何香凝联系募捐时，送进了中国战时儿童保育院，几经颠沛流离，于1941年转到了延安。
早在1938年，王辉在汕头就从《星华日报》一篇通讯中得知，沙飞已经担任晋察冀《抗敌报》副主任，到重庆后又能经常看到华北前线报刊上沙飞拍摄的照片，1942年得知沙飞主编《晋察冀画报》，并听到周恩来谈论“沙飞创办画报，足可名传青史”，应把“开平三司徒”改成“开平四司徒”。在延安期间，她又设法打听到沙飞已经入党，尚未结婚。她对自己“过激行动”的追悔莫及，同时也激起对沙飞魂牵梦萦的思念。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激情，到杨家岭找到周恩来和邓颖超，倾述了她和沙飞的结婚、离散经过和想重新合好的愿望。
在周恩来、邓颖超等精心撮合下，很快王辉和沙飞取得联系，沙飞喜出望外。1945年6月王辉来到晋察冀，在河北阜平柏崖村军区政治部，等得心急的沙飞牵着马把王辉接到坊里村画报社驻地。画报社副主任石少华特意和军区政治部领导潘自立、朱良才商定，按久别重逢的夫妻作了精心安排。半年后，长子王达理、长女王笑利也从延安来到晋察冀，他们一家才真正大团圆了。
此后，组织安排王辉在画报社主管财务工作，后又调边区和石家庄银行工作，先后在张家口生了次女王雁，在阜平生了次子王毅强，在石家庄生了三女王少军。谁能想到她和沙飞破镜重圆还不满5年，又大祸临头——沙飞被处决了!
无论是离散8年的沙飞和王辉，还是沙飞去世后的王辉，都有优越条件重组新的家庭，但都没有。在晋察冀曾有不少年轻貌美的女性追慕过沙飞，但均不为沙飞所动心。同样，王辉也是如此，8年中对婚事只字不提。他们似乎心照不宣地恪守一个默契：相互都在苦苦地熬着，苦苦地等待着对方。
沙飞被处决时，王辉年仅38岁，刚从石家庄调北京人民银行总行工作。组织明确告诉王辉，沙飞不是反革命，不牵连家属。之后，王辉历任人民银行驻香港办事处业务副组长、中国银行广东省分行副经理、人民银行广东省分行副行长和党委书记等职。她在晚年回忆说：“我一生只爱过沙飞一个男人，从没想过我的生活中会有第二个男人。这么多年来，我的感情，我的痛苦，只能深深地埋在心底。”
沙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刚5个月的时候，第一个被错判错杀、36年后才平反昭雪的解放军正师级军官。这是令人十分痛惜的人生悲剧。
酿成这场悲剧的根源就在残酷的日军侵华战争。作为摄影艺术家，沙飞有极富情感的心灵和鲜明的善恶人性观。在抗日战争中，他亲身经历并亲手拍摄了日寇大量烧、杀、掠、淫等惨无人道的暴行场面；也经历并拍摄了八路军军民鱼水情、优待战俘、战火中救日本孤女等仁义场面。截然不同的兽性和人性长期在他脑海里反复叠印，使他的精神受到强烈刺激，逐渐导致神经反常，只要受到外界刺激，就恍惚迷瞪，有时一人在屋里自言自语，每当说到他拍摄日军暴行照片时，都非常愤怒，一人对墙大喊大叫，大骂日本鬼子。
1948年12月，沙飞因吐血转入石家庄和平医院治疗，主治医生是日籍内科主任医师津泽胜。沙飞一看到日本人，日军暴行就浮现在他的头脑，精神反常日趋严重。他说日本人开的药有问题，他不敢吃；津泽胜给他透视，是用放射线杀害他；冬天下大雪，他到院里睡觉，说是可以冻死结核菌。他给毛主席和聂荣臻司令员写信说：“和平医院有很多特务，给我看病的津泽胜就是日本特务，他要害我。”还说他“会有惊人之举”等。沙飞的种种离奇怪诞言行显然已发展成精神病态，但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只觉得他是“怪人”。当军区首长发觉沙飞精神反常，决定接他到北京治疗时，悲剧发生了。
1949年12月15日，沙飞的“惊人之举”发生了，他向日籍医生津泽胜开枪，击中其额部。遂从北京延请医生前来抢救，因医生乘坐的汽车在正定抛锚，延误了时机，津泽胜于17日不治死亡。华北军区政治部闻讯后，立即将沙飞逮捕关押。关押期间，沙飞仍表现反常，没有检讨反省，写了《血的控诉书》，指控津泽胜等谋害自己。1950年2月25日(处决前7天)，沙飞还给邓颖超写信，并问周总理好，说他爱人王辉支持津泽胜对他的伤害，完全是津泽胜杀害他的帮凶。
沙飞这些反常表现，足以证明他向津泽胜开枪是因精神病所致，而且也有人提出这个问题。但当时因医疗水平和条件所限，对他是否有精神病并未作任何检查和医学鉴定；当时的法律也无对精神病患者不负法律责任的明确规定，因此，对沙飞完全是按正常人处理的。
1950年1月10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决定开除沙飞党籍；2月24日，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以“蓄意谋害”罪判处沙飞极刑；3月4日，执行枪决。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冤假错案陆续平反。摄影界特别是沙飞的老战友们不断谈论沙飞的问题应考虑重新处理。这一新的情况促使沙飞夫人和子女作出，了为沙飞申诉的决定。1980年，沙飞的长女、北京98中教员王笑利踏上了漫长曲折的申诉之路。在父亲的众多老首长老战友热心帮助下，获取了沙飞当年精神反常的书面证明，并咨询了精神病专家，一致认为沙飞在案发时是典型的“精神病”。
1981年3月3日，沙飞长子王达理、长女王笑利联名向最高人民法院提交《申诉书》，要求北京军区司法部门对沙飞案件进行复查。北京军区政治部责成法院院长曲华明等7人对此案进行了全面复查，261医院精神病专家组作出了“沙飞枪杀津泽胜时患有‘迫害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医学鉴定。由于沙飞一案属涉外案件，情况特殊，申诉和复查都{眺难曲折，最后在聂荣臻副委员长和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关照和批示下，终于得到解决。
1986年5月19日，北京军区军事法院判定：“沙飞枪杀津泽胜是在患有精神病的情况下作案的，其行为不能自控，不应负刑事责任”，“原判以‘蓄意谋害’判处其死刑是错误的，应予纠正”，为此判决：“撤销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军法处一九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判决，给沙飞恢复军籍。”6月11日，中共北京军区纪律检查委会决定：“撤销一九五○年一月十日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关于开除沙飞党籍的决定’，恢复其党籍。”10月26日，解放军总政部发给沙飞夫人王辉一份《革命军人病故证明书》，写明：“沙飞同志(原华北军区政治部《华北画报》社主任、正师级)于1950年2月24日在河北省石家庄病故”。其实这是沙飞被判死刑的日子。这说明对沙飞是按病故对待，按正师职干部给予抚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