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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一）
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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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３８年４月，在发起成立鲁迅艺术学院的名单里，在毛泽东、周恩来、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之后，周扬也名列其中。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周扬担任副院长。从现今披露的史实来看，毛泽东对鲁艺非常重视，他委派周扬担任副院长（吴玉章为院长）并兼任院党团书记也可看出，他对周扬是多么重视。
这两位同样为毛泽东所倚重的人物，因前边所提到的不同价值取向，再一次开始了“历史的碰撞”。
１９７８年春天，周扬在接受赵浩生的访谈时，谈到了在延安与丁玲的分歧问题：
当时延安有两派，一派以“鲁艺”为代表，包括何其芳，当然以我为首。一派是以“文抗”为代表，以丁玲为首。我们“鲁艺”这一派的人主张歌颂光明……而“文抗”这派主张要暴露黑暗。
对此，当１９７９年丁玲勉强以党员的身份参加第四次文代会时，即在一个有周扬在场——此时周扬已经回到文艺界的领导岗位上来——的会议上，即对周扬的这种说法公开提出驳斥：
一名外国记者，赵浩生先生写过一篇访问报告，说延安嘛就有宗派，一派是“鲁艺”，为首的是谁谁；另有一派是“文抗”派，“文抗”派是以我为头子，还有艾青。事实上，当时我恰恰不在“文抗”。“文抗”有七个负责人，他们是萧军、舒群、罗烽、白朗、艾青、于黑丁、刘白羽，他们七个人轮流主持，没有我。
周扬的讲话，是从思想上归“派”——即“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而丁玲则回避了思想问题而从组织上归“派”，因而强调的是“宗派”问题。至于当年在延安是否有周扬所说的有“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的问题，丁玲则巧妙地回避了。
１９８２年，丁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前前后后》的回忆录中，则对此完全否认：
为了准备这次会，毛主席分别找了很多人谈话，我也是被找去的一个。这次毛主席和我谈话内容只是有关批评的问题。毛主席和其他同志交谈中是不是谈到了后来为一些人所宣扬“写光明”与“写黑暗”，或“歌颂光明派”与“暴露黑暗派”的问题，我不知道。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
事实上，丁玲是完全知道当年对这个问题是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的。这有她在１９４２年６月写的《关于立场问题我见》的文章为证。
这篇文章是丁玲在学习了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讲话后发表的感想。她不但提到了“暴露黑暗”和“歌颂光明”争论的例子，而且把这种争论提高到“立场与方法”的高度来认识。
在丁玲去世、周扬也去世后的１９９３年，丁玲的丈夫陈明又在《丁玲在延安》为题的文章中，对周扬这种说法提出了异议，认为丁玲“不是主张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有意思的是，陈明并没有对周扬所说的延安存在“暴露黑暗”与“歌颂光明”之争予以否认。
如此说来，抛开丁玲是不是“暴露黑暗”的代表人物不论，周扬所言的延安存在这两个派别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丁玲与周扬对延安的不同的视角
以作家面目出现的丁玲，和以中共在文艺界的领导人面目出现的周扬，对延安的视角迥然不同。
１９４１年１０月２３日，丁玲在延安的《解放日报》副刊《文艺》上发表了一篇有名的文章《我们需要杂文》。这其实也是一篇杂文，丁玲以杂文呼吁杂文，这本身就是一个号召。在发出这一号召的前后，丁玲身体力行，写出了一系列杂文：《真》（１９４０年４月）、《什么样的问题在文艺小组中》（１９４１年２月）、《战斗是享受》、《反与正》、《材料》、《讽刺》、《“三八节”有感》、《〈新木马计〉演出前有感》、《干部衣服》等等。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丁玲写出了这么多的杂文，这说明她的确是有意为之的。
丁玲究竟为什么在延安期间如此热衷于杂文？《我们需要杂文》一文似乎就应该是现成的答案：
中国的几千年来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是不容易铲除的，而所谓进步的地方，又非从天而降，它与中国的旧社会是相连结着的。而我们却只说在这里是不宜于写杂文的，这里只应反映民主生活，伟大的建设。
以当时丁玲的身份和威望，她的号召也的确产生了影响。在此期间，延安一些文艺家，尤其是聚集在“文抗”的一些作家，陆续发表了一些杂文。丁玲主张为了真理而敢于说话，不怕一切。艾青指出作家不是百灵鸟，不是“专门唱歌娱乐人的歌妓”。罗烽也认为在“光明的边区”，同样有“黑暗”、“脓疮”、“黑白莫辨的云雾”。王实味以更激烈的态度表明看法：“大胆地但适当地揭破一切肮脏与黑暗，清洗它们，这与歌颂光明同样重要，甚至更重要。”
客观地说，在上述杂文中所论述的“歌颂”与“暴露”问题，都在陈述自己的意见时注意了问题的两面性。丁玲也是承认“进步”、“民主”在先，说明她并不否认那些对这种“进步”、“民主”的赞扬。罗烽既然已经承认“光明的边区”，其用意也就只是希望通过批评使得边区更光明。王实味将描写黑暗看得特别重要，那是在他看来，“黑暗消灭，光明自然增长”，王实味也是为了追求光明而主张暴露黑暗的。
这样的观点，在今天的语境下，显然是无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放在当时延安的历史场景下，放在当年毛泽东所倡导的语境之中，我们恰恰能得出相反的结论。
仔细阅读丁玲延安时期的杂文，多篇都体现曲折的写法，并且其“曲”中所“隐”的东西在延安的语境中显得十分不协调、不入时、不合流。《真》文先是用许多笔墨强调对“没有民生保障，民主自由的地区”（非解放区）的抗日宣传要实事求是，结尾处笔锋突然一转，尖锐地指出：主题、典型都好的作品，也有可能“不是真的东西，不是人人心中所有的东西”，“粉饰和欺骗只能令人反感”。在《干部衣服》一文中，丁玲以典型的杂文方式对延安的等级观念提出批评：“有人告诉我在延安骑马的重要，因为这不只是代步的问题。”再如《适合群众与取媚群众》一文则直接提出“到大众里去”和“群众化”不能“取媚群众”。丁玲在文中很小心地回避了究竟是谁要避免“取媚群众”，而代之以含糊的“我们”。但熟悉延安时期语境的人都明白，和“群众化”对应的只能是那些当时被称之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而在那时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最重要的提倡话语，就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老老实实地接受工农兵群众的改造。丁玲倡导知识分子不能“取媚群众”，要做群众的“师长”和“依赖的人”，这和毛泽东所倡导的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位置是相左的。
《“三八节”有感》这篇杂文是丁玲在延安时期写作的一系列杂文中最尖锐的一篇。尽管对《“三八节“有感》，丁玲在晚年不仅一再把它解释为普通的、正常的批评活动，甚至轻描淡写地说“那时主要批评它攻击了领导，诬蔑了边区。其实我说的只是一个妇女问题，只不过是离婚再结婚嘛，那有什么了不起”，但是，在当年延安的语境下，却完全不像丁玲所说的那样简单。
如果考虑到有类似言说行为的知识分子，在延安不只丁玲一个这一事实，丁玲等人的观点深深刺激了毛泽东等高层领导，并受到了普遍的责疑，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而多年后周扬还是以“歌颂”与“暴露”派作为“鲁艺”和“文抗”的评判标准，并把丁玲作为“暴露黑暗”的头头来看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更进一步地说，毛泽东在１９４２年发动整风运动之际，还特别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那也确实不是偶然的。
与丁玲不同的是，周扬一贯强调世界观对创作的指导意义，强调文艺为政治服务，尤其到了延安以后，他坚持创作内容以“歌颂”为主，这与毛泽东对文学的作用的看法是相一致的——这也是毛泽东倚重周扬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观点也深深地影响了他所领导下的鲁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