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6期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一）
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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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为座谈会上的发言做准备而广泛征求作家的意见时，对应邀前来的鲁艺文学系和戏剧系几位党员教师何其芳、严文井、周立波、曹葆华、姚时晓等人说：你们是主张歌颂光明的吧？听说你们有委屈情绪，一个人没有受过十年八年的委屈，就是教育还没有受够。毛泽东还分析了为什么会有“暴露黑暗”的问题。他说：知识分子到延安以前，按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把延安想得一切都好。延安主要是好的，但也有缺点。这样的人到了延安，看见缺点，看见了不符合他们的幻想的地方，就对延安不满，就发牢骚。这里，在毛泽东的心目中，“鲁艺”当然是“歌颂光明”派了，这个“派”的头子自然就是周扬了。
毛泽东虽然承认歌颂和暴露同样重要，却体现了强烈的倾向性
毛泽东是政治家，但同时也是文人。作为一个文人，毛泽东很注意与文艺工作者的联络，延安不少重要的文艺团体和单位，像中国文艺家协会、西北战地服务团、鲁艺、边区文化协会、抗战文工团等，都是在毛泽东的关怀和支持下成立与开展工作的。同时，毛泽东对来到延安的文学艺术工作者都给予应有的尊重。在现今留下的回忆录中，曾经在延安的不少作家和诗人或艺术家，大都津津乐道地谈起过与领袖交往的一些细节，其中所弥漫的温馨与感怀之情是让他们铭记一辈子的。当然，这些回忆录中也提到了毛泽东的另一面，那就是，作为党的领袖，毛泽东更关注的是文艺工作在整个革命队伍中的作用，更注意的是文艺的政治功能而不是纯粹的私人交往。
在毛泽东看来，尽管经过成百上千的文艺工作者的努力，延安和各根据地的抗日文艺运动有了蓬勃发展，文艺作为调动广大群众的积极性、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的政治功能，已在各根据地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挥，但是，在欣欣向荣的背后所存在着的诸如“歌颂”与“暴露”的问题的纷争，同样值得引起高度的警惕。
１９４３年４月２２日，延安的党务广播中播发了《关于延安对文化人的工作的经验介绍》，用简练的语言概括了延安整风前文艺界存在的问题：
如对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有人想把艺术放在政治上，或者脱离政治。如对作家的立场观点问题，有人以为作家可以不要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或者以为有了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就会妨碍写作。如对写光明写黑暗问题，有人主张对抗战与革命应“暴露黑暗”，写光明就是“公式主义（所谓歌功颂德）”，还是“杂文时代”（即主张用鲁迅对敌人的杂文来讽刺革命）一类口号也出来了。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
这些问题中，关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歌颂与暴露”等问题，可以说是主要的问题。正是从解决这些问题的目的出发，毛泽东才觉得整风在文艺界进行是极为必要的。
正因为如此，在１９４２年４月前后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对文艺界的关注也多了起来。在４月２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把“王实味、丁玲的形式”作为需要反对的三种不好的形式之一提出来；在４月１７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云建议，对“文协”的丁玲、萧军等，采用个别谈话最好。
由此可见，尽管丁玲、陈明对周扬关于“歌颂”与“暴露”两派的说法加以否认，但是，在当时中共中央、毛泽东眼中，这两派在延安存在则是不争的事实。而从政治局会议上特别提到王实味、丁玲、萧军以及“文协”的问题来看，周扬所谓的“暴露”派丁玲为首的话，则大致是有所本的。另外，尽管丁玲以信誓旦旦的口气说“当时不知道，现在也不知道当时在这个问题上曾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但是，从毛泽东在稍后的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中特意将这一问题提出来看，当时“有过这样严重的分歧与争论”的确是不容讳言的事实。这也反证周扬的话所言不虚。
毛泽东是这样论述歌颂与暴露的：
比如说，歌颂呢，还是暴露呢？这就是态度问题。究竟那种态度是我们需要的？我说两种都需要，问题是在对什么人。有三种人，一种是敌人，一种是统一战线中的同盟者，一种是自己人，这第三种人就是人民群众及其先锋队。对于这三种人需要有三种态度。对于敌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一切人民的敌人，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任务是在暴露他们的残暴和欺骗，并指出他们必然失败的趋势，鼓励抗日军民同心同德，坚决地打倒他们。对于统一战线中各种不同的同盟者，我们的态度应该是有联合，有批评，有各种不同的联合，有各种不同的批评……至于对人民群众，对人民的劳动和斗争，对人民的军队，人民的政党，我们当然应该赞扬。
毛泽东的这一论述，似乎是综合了周扬与丁玲等人的观点，承认歌颂与暴露同样重要。从实质上看，毛泽东又体现了强烈倾向，他论述的着重点是在歌颂方面。如果结合《讲话》彻底改造知识分子的整体语境来理解，人们不难感到毛泽东实际上是要求作家们放下知识分子架子，去歌颂人民，歌颂政权，在歌颂方面应当立场坚定，旗帜鲜明。毛泽东在《讲话》中对歌颂与暴露的另两处说明就充分透露了这种意图。其一，他明确划定了写缺点，写反面人物的界标：“只能成为整个光明的陪衬，并不是所谓的一半对一半。”因为“一半对一半”的描写，会使得敌我力量显得势均力敌，不利于鼓舞人民的斗志，会使工作中的缺点显得过分而不利于歌颂人民，故在其反对之列。其二，他强调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这种“非此即彼”式的划分方式表明，作家在歌颂与暴露的立场问题上，任何的游离都是不允许的。对此学者林贤治有着精辟的分析：
一部《讲话》，把文学从发生到接受的全部过程纳入一个政治军事阐释系统。在那里，作家是一支军队，文学描写和新闻记者的对象一样被分为“人民”和“敌人”互相对立的双方，于是“歌颂”和“暴露”也就成了“拥护”和“反对”的同义语了。
对丁玲回忆录中一条材料的辩证：４月初，毛泽东不可能说出“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在延安整风开始后，丁玲担任“文抗”的整风委员会主任，而周扬则在鲁艺担当了这一职务。但是，与周扬在整风中的处境不同的是，丁玲则处于检讨过关的位置。
在丁玲关于这一段的回忆录中，对自己在整风中的处境语焉不详，偶有涉及，其重点往往在毛泽东怎样保护了她，在她和王实味之间作了怎样的区分等等。这样的回忆，一方面让读者难以了解当时的历史真相，另一方面由于掩饰的成分较多，其回忆中不免存在一些错讹，需要进行认真辩证才能搞清楚真相。
这里，我简要地就在４月初毛泽东是否真的说了“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作一说明。
丁玲说，自己在整风中受到批评的只有《“三八节”有感》一文。受到了怎样的批评呢？丁玲回忆说：
因为这篇文章，第一次对我提出批评是在４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这时延安各机关已经开始了学习整风。这次会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讲了几句开场白。第一个发言的是曹轶欧。她很有条理地批评了《“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第二个发言是贺龙同志。……最后，毛泽东作总结，毛泽东说：《“三八节”有感》同《野百合花》不一样。《“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
丁玲的丈夫陈明补充说：《“三八节”有感》当年受到最严厉的批评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面对面的也仅仅是这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