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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一）
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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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玲的很多研究者，都把丁玲这段回忆中毛的话，说成是毛把王实味和丁玲是区别对待的，其意无非在说，毛对这两个人的看法是不一样的；而有的研究者甚至认为，“就目前材料这是关于王实味托派问题最早提出的一次”（陈晋：《文人毛泽东》，第２２１页）。
但是，从当时的历史情况来看，在４月初，毛泽东是不可能说出“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的话的。
１９４２年，延安整风开始时，毛泽东是主张让群众“大鸣大放”的。这样，很快引出来几个热衷于冷嘲热讽的墙报。由此又引出来丁玲主持的《解放日报》第四版上一些尖锐批评老干部弃旧娶新、生活待遇搞等级制等问题的杂文，诸如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三八节”有感》等等，矛头所向，大都也是冲着各级领导和老干部的。这虽然多少符合毛泽东的初衷，却不免在一些领导人当中，包括在一些军队领导人当中造成了很大反感。
这种情况虽然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毛也亲自出面在各种场合批评绝对平均主义的倾向和在批评中冷嘲热讽的态度，并同意由党性较强的艾思奇领导《解放日报》第四版，但是，毛泽东最初仍然认为这种“大鸣大放”是正确的斗争形式。即使对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他也并没有看得多么严重。在此期间，他还让他的秘书胡乔木找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信里有这样一段话：《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这说明毛对王实味等人的作用是看重的，要其注意提意见的立场和方法，不要走偏，颇有爱护保护之意。
４月２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康生提出，王实味、丁玲两人文章风气不正，并且有极端民主化的倾向，主张对青年要注意引导，提倡积极的批评，不符合党的政策的文章最好不登。对此，领导人之间看法不一，一些人认为暴露暴露有好处，只有乱起来，才便于有目标地开展斗争和教育新干部；另一些人则认为放得太过，搞不好会出现莫斯科当年清党斗争的情况，为托派所利用，闹成分裂，难以收场。即使在这时，毛泽东的态度也仍然明显趋中。他一面强调不能放任自流，肯定新干部发生毛病是必然的；一面仍主张要“放”，强调对工作人员的不平之气，要让他们发泄，肯定各单位墙报的积极作用，相信除个别坏分子外，大多数都是好的，不是反领导的，只要领导得好，先纵后收，揭露问题，不会闹出大乱子的。
会后，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即《四三决定》，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它一面肯定墙报的作用，提倡讨论；一面要求各机关领导切实负起领导责任，引导讨论方向。很明显，毛泽东相信，这种办法有利于对领导干部实行民主监督，有利于揭露问题。
４月上旬，在听到中央研究院领导人对院内墙报的一些激烈批评意见之后，毛泽东专门去中央研究院等单位看过墙报。但直至５月底，毛泽东仍没有把问题看得很严重。５月２８日，毛泽东在高级学习组作报告时，明确告诉党的高级干部，你们所说到的“所有发生问题的作品，我们说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因为那些同志根本都是革命的，都是在外面或根据地来的，他们在外面城市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有许多，时间还很长，现在也是做革命工作的，某些时候或某次说话写文章没有弄好，这是部分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可以解决，都不是什么严重问题。
当然，毛泽东这时也不能不承认王实味确实比较过分一些，称“个别比较严重的就是王实味这个同志，他的思想是比较成系统的，似乎坏的东西比较更深一些”。但也仅此而已。毛泽东这时即使在政治局内部也不过就是把王实味称做“落后分子”罢了，不仅还是称其为“同志”，而且特别提醒政治局同仁，不要轻易对过分批评者上纲上线，强调落后的不都是反革命，甚至提出“要争取落后分子”。这也就是说，一直到５月下旬，毛泽东还多少认为，不能因为王实味的问题严重些，就把他推到反革命一边去，更不可能产生“托派”的想法。
从５月底开始，到６月上旬，中央研究院正式召开批判王实味的大会。结果，王实味早已向组织交代过的过去曾与“托派”分子密切往来的历史，被当做新问题“揭发”出来，其问题的性质立即转变。６月１５日至１８日，延安文艺界举行座谈会并形成决议，一致认定：王实味在政治上是敌人。第二天，即６月１９日，毛泽东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才明确表示了赞同的意见。他同时指出，现在看来，王实味的有系统不是偶然的，这个人多半是有组织地进行托派活动，抓住时机，利用矛盾，进行托派活动，向党进攻。
由此可见，毛泽东不可能在４月初就认为“王实味是托派”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