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二）
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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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部长的陆定一对此也有比较深的感受。80年代他谈到这一情况时说：从来没有对我谈过，中宣部要由胡乔木主持工作。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经常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毛主席是如何如何说的，我只好听他的。看来，胡乔木的特殊身份大约就是这样形成的。
当年在中宣部工作的秦川，在接受我的采访时也告诉我：乔木总拿“主席怎么说”，“主席伪意见是……”来压陆定一。后来习仲勋接任陆定一担任宣传部部长时，习仲勋的上任讲话，先是念稿子，念着念着，他说“不对，不对”，然后丢开稿子，自己讲起来。而习的这个就职讲话，是乔木给他拟定的。
对于当时的文艺工作，情况也大致相似。胡乔木与丁玲的关系一直很好，无论在延安还是在河北。对此，丁玲对乔木一直是有好感的。1948年前后，丁玲在河北时，周扬愿意让她一起工作，但丁玲在征求乔木的意见时，乔木却明确表乐，丁玲”不必去做文委的工作，不合算，还是创作”。而在他主抓文艺界工作时，却任命丁玲为中宣都文艺处处长。丁玲放弃了创作，与胡乔术配合很好。当年文艺界很多人，都感受到了胡、周、丁三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1951年，文艺界进行整风，当时的领导人有胡乔木、周扬和任文艺处处长的丁玲，而丁玲则担任了“北京文艺界学习委员会”的主任。据张光年回忆：“在文艺整风期间，乔木在丁玲合作下，直接主持文艺界整风，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
其实，周扬当时的处境不仅是“无所作为”，而且面临离职的地步。
周扬被批评为“政治上不开展”，丁玲领导文艺界整风力不从心
文艺整风是在批判电影《武训传》的声浪中拉开序幕的。在整风开始之前，从1951年9月24日开始，中宣部召开了8次文艺干部座谈会，对文艺工作状况作了估计。中宣部呈交中共中央的报告认为，“文艺工作的领导，在进入城市后的主要错误是对毛主席文艺方针发生动摇，在某些方面甚至使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篡夺了领导”。它的首要表现是“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文艺工作者中则普遍存在着脱离政治、脱离群众和严重的自由主义风气。
胡乔木在北京文艺界学习动员大会的讲话重复了上述看法，规定了文艺整风要解决的两个问题是“确立工人阶级的思想领导”，即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领导，改造“广大的非工人阶级文艺工作者”；规定了两类斗争对象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文艺家和向他们投降的党员文艺工作者。
此时的周扬，虽然担任了文艺整风的领导工作，但其处境却十分尴尬。毛泽东之所以要对《武训传》进行批判，虽然理由可以说出几条，但他对文艺界的“思想混乱”不满，则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武训传》是上海拍的，虽然当时担负上悔文艺界领导工作的夏衍并不赞成拍摄，但是夏也不得不作检讨，这无疑使周扬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而毛泽东对文艺界的指责，周扬则必须承担责任。在文艺干部座谈会上，与会者对文艺领导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周扬应对存在的问题负“主要责任”，丁玲也对周扬提出批评，周扬被迫作了“详细的自我批评”。在文艺整风动员大会上，周扬又公开作了自我批评，说自己“作为文艺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应当负很大的责任”。
同时，毛泽东给周扬“政治上不开展”的断语，直接危及了周扬在文艺界的地位。周扬下去土改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另有资料显示，周扬可能被撤掉了文化部副部长兼党组书记之职。
在下去土改前，10月9日，周扬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毛泽东为滁州专区文工团题字。信的结尾，周扬写道：
我俟文艺干部整风学习告一段落后，即去中南区参加土改，……我争取下丹走成。心冲有许多话想和您谈，您什么时候有空，请电话叫我。
毛泽东同意周扬的请求，要他在“动身参加土改的时候，可找一时间一谈”。想来，周扬的“许多话”中，向毛泽东检讨肯定是内容之一。所以张光年才有这样的回忆：
毛主席批评他很厉害。把他叫到中南海，回来后情绪恶劣。我问他，他多的没说，只是感慨地对我说：“批评我政治上不开展。”我很不理解。
周扬挨了批评后，大约在1951年的12月，便到湖南常德参加土改。第二年年初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开始的工作就由胡乔木来主持。
虽然胡乔木很倚重丁玲，但以丁玲在文艺界的威望，要想领导这场运动显然力不从心。在周扬走后不久，丁玲就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因为委屈而忍不住在“茅盾面前大骂周扬”一通：
一天文协开会，会前舒群同志临时打电话说他不能主持会，因为周扬同志只要他，做文联秘书长，不是文协的秘书长，要我另外找人主持。我当时觉得舒群太不讲理，文协秘书长原就是他，而且早说定了的，文联文协秘书长都是他。他明知我的工作有困难，却来临时作难。我激动得很厉害，立刻放下电话，我到文协拟和舒群面谈，一上楼看见茅盾同志已在沙可夫同志屋子里，我压制着自己的激动，和茅盾同志招呼，这时舒群走来又向我说，你另外找人，我不是文协秘书长，会议主席我不能做。我的气又上来了，我就说他(说些什么我都忘了)，他冷静地看着我，仍旧坚持说不做，我一时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大哭起来，便说了：“都是周扬，他现在土改去了，什么也不管，叫我来揩干屁股。”我说过后立刻意识到犯了错误，于是赶紧擦干了眼泪，自己下楼去主持会议。会后我很难受，写了一个检讨连夜送给乔木同志。乔木同志回信也说我不对，但认识是错误就算了。
虽然丁玲说是“一时失去克制自己的能力”而骂周扬，但是，这一事件表明，在潜意识里，丁玲对周扬一肚子不满仍未消除。丁玲所讲述的另外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一点：
周扬同志决定《文艺报》上印上编委、主编名字，可是后来印出来了三个主编，我即向周扬同志汇报，问他怎么办，并且说三个人都负责也好，他们实际工作比我做得多。周扬没有批评我，也没有说这事做错了。他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但随即同意了。
这一件事，在1955年“丁陈反党集团”冤案时，成为丁玲拒绝党的领导的一条罪状。现在看来，这样的上纲上线确实太过头了。但是，毋庸讳言的是，丁玲对此事显然是“先斩后奏”：三个主编已经印出来了，周扬即使“有过一点点不愉快的沉默”，除了同意之外还能说什么呢?
这一桩桩小的事情，在具有作家性格的丁玲看来，不是什么大的事情，但在以组织纪律为重的周扬看来，事情就不少了。丁玲在文艺整风运动中的这些做法，则进一步加深了两人相互之间的成见。
周扬命运出现转机，丁玲在毛泽东面前诉说对周扬的不满
在文艺界处于无所作为的周扬，命运很快就出现了转机。就在周扬到湖南不久，就被毛泽东的电报召回了北京。
事情的起因是，1952年初，文艺界要筹备召开第二次文代会。同以往一样，毛泽东对这次会议很重视，要胡乔木主持筹备工作，但是，胡乔木取消文联的做法引起了毛的不满。
这次突然的变故，改变了周扬在文艺界无所作为的局面。此后，胡乔木对文艺界过问得越来越少了。1952年4月，周扬又兼任中宣部副部长，直接走到了文艺界的前台。
丁玲陷入了很尴尬和矛盾的局面。
以前与胡乔木的配合，使周扬处于无所作为的局面；现在，周扬回来主抓文艺界的事情，丁玲显然认为她难以与周扬来配合了。
大约在此期问，丁玲有一次与毛泽东共进午餐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