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7期
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二）
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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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品写不出来，从政又不是自己的所长——即使有所长她也无法与已经奠定地位的周扬相抗衡，心中的苦闷就油然而生。既然从大的方面已与周扬无法类比，就只能在一些细节上满足自己争强好胜的心理。
比方说，她与周扬一起到苏联去。陪同他们的翻译高莽为他们画像。这或许是为解除寂寞劳顿的旅途，消闲时光的一种方式，但丁玲愣从这里发现一种心理上感觉：她觉得高莽把周扬画得太好了。本来是生活中极小的一件事，让丁玲这样一“微言大义”，不免有些啼笑皆非了。
还是这次旅行，苏联的著名作家爱伦堡请客，名单上没有周扬。周扬是否有“不自在”的感觉?没有材料显示，但反正在丁玲心日中，周扬就一定如此。
还有一种更细小的事情，也是丁玲在意的对象：还是这次旅行，周扬和丁玲一起上街，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周扬就说像自己的女儿；看到不漂亮的，就说像丁玲的女儿。这种显然是朋友之间的玩笑之举，竟然使得丁玲“不高兴”了。
这些故事，都是丁玲旅行回来讲给自己身边人听的。作为听众之一的张风珠的感觉是，这“说明她瞧不起周扬”，而且，“就这种极小的细节都在意，可见他们的矛盾太深了”。
从这种心理出发，丁玲以及陈明——一直到今天陈明也是如此——一遍遍地重复这样的话：周扬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有意见，那是周扬嫉妒；而周扬在华北、在北京挽留丁玲一起工作，则是“不愿意让丁玲搞创作”，“因为丁玲搞创作，影响也会不一样”，其潜台词是，周扬害怕丁玲在国内外的影响超过他。因为有这样的判断，所以，陈明断言：丁玲的作品产生的影响一大，周扬心理上就会“可能的，也是很自然的”要产生不平衡和某种不安。而推而广之，周扬主持1955年、1957年对丁玲的批判，是因为周扬由嫉妒生恨，由恨而产生了灭掉丁玲的念头。
读到这样的话，我根本不能相信这是出自于我所敬佩的作家丁玲口中，出自于也经过历次运动洗礼的老革命陈明的口中。这种坊间姑嫂吵架、邻里纠纷的小玩意儿，居然被视为一场影响全国的批判运动的因素之一，这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
从丁玲这方面来说，因为始终把周扬作为潜在的对手，她对周扬的防范之心无处不在，却是很多人都了解和体会到的。
张凤珠本来是丁玲的秘书，当丁玲在周扬面前夸赞张时，周扬则随口说道：能不能让她到我这儿当秘书呢?说者无意，听者有心，丁玲就“敏感”起来了。她对张说：你不要到周扬那儿去，终究你在我这里待了这么长时间。不但如此，丁玲还把张安排在不在作协院内办公的《新观察》。以常理来揣测，这种防范心理如果发生在周扬身上，则还有其合理性——张毕竟在丁玲那儿当过秘书，会不会把我这里的情况对丁玲说呢?但周扬竟然一点都不在意，还要帮丁玲解决秘书的工作问题。可见，他对丁玲就没有什么防范之心。
这些细枝末节的东西，如果作为丁玲的私人感受藏在心里，别人自然不好评头论足，但是，要命的是丁玲又“是作家性格，有时说话随便”，这些东西她还要喋喋不休地说出来，让别人一起来分享，让别人来证明她一贯是瞧不起周扬，她是胜周扬一筹的。丁玲当然想不到，这样的证明除了自己得到些许虚幻的安慰之外，不能证明任何东西，倒给自己的部下提供了投掷给自己的“炮弹”。
可是，丁玲至死也不明白这一点。她的思路总是在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上转悠，她所看重的仍是她与周扬之间的矛盾与争斗。她一直将1955年和1957年对她的批判，视为纯粹周扬个人的狭隘的报复心理所致。她从没有从这种局限中跳出来，因而她也根本不可能看到，在那个时代，正是自上——毛泽东——而下——各级各部门的负责人——构筑一个统一权威之日。而要构筑这样的统一权威的大厦，让一切不谐和的声音销声匿迹，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丁玲一直到死都盯着周扬的举动，使自己也被现象而裹住根本无法看到历史的本质。
“欲与周扬试比高”的心态居然折磨了丁玲一辈子，也造就了丁玲作为中国文坛最具悲剧色彩的角色。一直到晚年，这种心态不但没有消弭反而愈老愈坚。1983年，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因谈到“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惹得中央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不满，并进而引发了一场不叫运动的运动——清除精神污染，周扬也不得不作检讨。丁玲顿时感到形势好了。这就难怪王蒙要下这样的断语：“当她得对手XX(周扬——引者注)被证明是犯了鼓吹人道主义和社会主义异化论的错误，从而使党的信赖易手的时候，她该是多么快乐呀。”这就难怪会出现本文开头的那一幕。
看到我根据零星的材料所描述的图像，不知读者的感受如何，反正我是非常郁闷，一种很无聊的感觉弥漫在胸。希腊神话中那个一直在与石头消磨时光的西西弗斯，竟然常常与丁玲的形象交互重叠在一起，盘踞在我脑海中久久不能离去。
我为丁玲长歌当哭。(全文完)
责任编辑 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