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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与丁玲的“历史碰撞”（连载二）
作者：徐庆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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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2年延安整风后，丁玲与毛泽东显然失去了沟通的机会。一直到1948年，丁玲才在河北平山的东柏坡与毛泽东有一次路遇见面的机会。丁玲6月15日的日记对此事有记载：
另外，太意外的是我刚要去西柏坡时，遇见对面有穿黄衣的人来，我仔细一望是毛主席。我不觉跳了过去，紧紧握住他的手。毛主席说：“好得很，几年不见你了!”他并且邀我和他一道散步去。……散步之后，他又邀我一道吃晚饭。我在他院子里树下坐谈时，他又说历史是几十年的，看一个人要从他几十年来看，并举鲁迅为例；并将我与鲁、郭、茅同列一等。我说我文章不好，成绩不及他们。
丁玲与毛泽东的这次相见，后来为多人所知道，后来批判丁玲时所谓“挂像”事件的起源，大致是来自于这次谈话。
这次谈话后，丁玲对毛泽东对她讲的历史是几十年的话，一直不是很明白。但是，如果联系到“党对你希望很大，信心不足”这句话来理解，也就不难明白了。这句话也是毛泽东与丁玲谈话中所说的(《丁玲全集》，第12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毛泽东的话，对丁玲有鼓励，当然也有鞭策，有批评。不过，丁玲可能记得更多的是鼓励，因而忽视了毛泽东批评的话。正因为如此，她也不可能感觉到，尽管这次谈话很欢畅，但已不复在延安整风以前的交往了。
正因为丁玲感觉不到这一点，所以，这次她与毛泽东餐后并一起泛舟中南海时的闲聊，会引起毛泽东对她的批评。这次闲聊，或者是毛泽东征求丁玲对周扬的看法，或者说是丁玲将对周扬的不满向最高领袖倾诉以求得支持的“告状”。如同在西柏坡丁玲与周恩来谈话一样，这一次丁玲也是一股脑儿地说起了周扬的缺点。丁玲回忆说：
这次，主席先问我对周扬的看法。听着，毛主席突然向我：“周扬总还是有些优点呢!”我真后悔自己不会做人，为什么不先说周扬的优点和长处呢?……不等我补充自己的意见，毛主席使对我说了：“我看，周扬同志还是有些长处的，他有行政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一定的理论永平。而在这两个方面，我看你丁玲是不如他呢!”毛主席说的是实际情况，我当然服气。但我为，什么在他征求我对周扬的意见的时候，竟一个劲儿说周扬的缺点而不说他的长处呢?
丁玲把问号留给她的听众，但答案却是不言自明的：在丁玲看来，周扬不管有多少长处，显然不适合担任党在文艺界领导人这一职务的。
这里，丁玲的确是犯了一个错误。她仍然以为与毛泽东的这次谈话，只是像过去一样仅仅表述自己的看法而已，因而根本忽略了这样的因素：此时的毛泽东已不复是那个当年与她随意交谈的人了；而此时周扬能在文艺界担纲同样是毛泽东的意见。因为“犯了尤其令人遗憾的常识性错误”，所以丁玲的话打在周扬身上，事实上，也打向了毛泽东。丁玲得到毛泽东的批评是必然的。
当然，丁玲也从毛泽东对她的批评中得到了另一种答案：周扬在文艺界的领导地位是不可动摇的。若说丁玲在稍后辞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的职务是这个答案促成的，显然有些武断，但若说与这个答案无关也同样是武断的。
不过，与丁玲的做法相反，周扬倒是很肯定丁玲在工作中的成绩。1951年12月8日，周扬在关于丁玲的一次谈话中说：“丁玲有很大的进步，这两年来工作很积极，接受新事物强，社会知识多，识大体，有分寸，工作努力。政治上过去犯过错误。”
可以看出，周扬对丁玲的念度却毫不在意，仍然想让丁玲配合他的工作。但是，丁玲却又涌起了回到作家本行的念头。1952年8月18日，丁玲在致周扬的信中表露了这一想法：
我写这封信给你，有十分的热切的希望你答应我的请求!自从今年来，在我的思想中有许多苦闷。我实在希望我能创作，我要创作，我是一个搞创作的人，对创作有刻骨的相思。
周扬是否同意丁玲的请求，限于材料，不得而知。但是，1952年10月，丁玲辞去了文艺处处长的职务，到东北疗养去了。
丁玲从东北回来后，也并没有担任实质性的工作，后又去黄山。第二次文代会后，丁玲基本上长期在进行创作，行政上的工作几乎不做了。而在此期间，周扬在文艺界的舞台上尽情挥洒着自己的领导才能，并逐步确立了文艺界领导的威严的形象。而他与丁玲之间的关系，也基本上是“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两不相干，直到1955年和1957年，在周扬，的主持下，丁玲成为“反党小集团”和文艺界的大右派。
“欲与周扬试比高”的心态居然折磨了丁玲一辈子，也成为丁玲作为中国文坛最具悲剧色彩角色的因素之一
从解放区走来的丁玲，既然瞧不起没有这种经历的作家，也就不屑于像他们一样，老老实实地满足于单纯地做一名作家，她同时希望自己是一个好的文艺领导者，在文坛的领导席位上坐在靠前一点的位置。但是，当中共把她放在领导位置上让她如愿以偿时，她却远远不能像周扬一样挥洒自如，不擅长管理工作的特点使她连最起码的人事关系都难以处理。——1955年冤案的导火线，最先就是她所领导的两个部门——文学研究所和《文艺报》——点着的就可以说明问题。
每逢遇到这种情况，丁玲那根植于心的“作家意识”也就冒出来了，“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的念头就会再一次地强烈涌现。这一念头一出现，她就又涌起复归到作家本位的念头。
丁玲在延安的任职前面已经提过，从解放初期的情况也能看出这一点：她在中宜部文艺处处长的位置上一年，提出辞职；在文学研究所所长的位置上两年，提出辞职；在《文艺报》主编的位置上两年，再度提出辞职。三次辞职的理由，除了身体的因素外，要集中精力进行创作是最重要原因。而她所具有的才华，也在这种任职——辞职的徘徊中，白白地被消磨掉了，而1957年反右后则彻底失去了创作的机会。
新时期以来，丁玲又陷入了这样的一个怪圈：本不是一名政治家，也缺乏在宏观上把握形势的政治头脑，却偏偏要感情用事地对政治发表意见，结果常常搞得自己心绪不振；本不擅长组织工作，却偏偏去组织创办《中国》文学杂志，结果连杂志社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协调不好，那么大年纪了，还要一个个地给合作伙伴写信，那口气让人看了辛酸。至于去领导一家公司，则更不是她的所长，但她甚至还一度担任过巾帼艺术公司的董事长——这个公司内部矛盾重重，使得她不得不离开。晚年的丁玲，在总结一生时语出无奈地说：“回顾我这一生，有很多时候我应该坐下来写文章的。”等她意识到自己就是一个作家而卸掉所有职务要专心创作的时候，为时已晚了。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式的命运，不能不使人扼腕长叹。
这一点，周扬与丁玲有本质上的区别。对周扬来说，他成为中共的一员之后，所从事的职业就是行政工作，除了“职业革命家”外，周扬从来不认为自己还应该成为理论家或其他的什么家。开国初期，他在文学研究所讲演时，曾幽默地说：外国要编名人大辞典，问我算什么“家”，我说我不是作家，也不是评论家，就算组织家吧。这一职业的选定，不管是像有的人所说的，是周扬在玩弄权术方面手段高明也罢，还是说他本身有能力也罢，反正都得承认，周扬至少是具备了这样的信念：这一辈子已经没有自我了，这一切都交给党了。党给他安排什么工作，周扬似乎并没有挑三拣四的动作。这样，周扬就有了陈明所说的、据传是毛泽东对周扬的评价：党正确了周扬也正确，党错了周扬也错了。
由于认识不到这一本质上的区别，致使丁玲一直把周扬当成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受这种心理作祟的影响，丁玲一方面把“只要我有作品，有好作品，我就一切都不怕”在心中重复多遍，而尽管时光也给予她特别的恩赐——她放弃了行政工作，但她这一愿望并没有实现：从1952年10月彻底离职到1955年8月被打翻在地，丁玲有3年的时间来完成她的作品，但是，尽管她到颐和园、到大连、到黄山、到无锡等这些能够启发她的思维和给予抛却俗事的场所，但她依然没有完成那本心中酝酿已久的《在严寒的日子里》；而她在写作条件与后来天壤之别的解放战争期间的华北山沟里，却用不到两年的时间完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说明什么?答案只能有一个：一会儿想从政，一会儿又想当作家的举棋不定，使她没有一种可以写作的心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