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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学大寨始末
作者：霞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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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听完山西、河北两省汇报后，继续南下。在途中，他给周恩来打电话，请他注意一下陈永贵和大寨的经验材料。５月１０日，毛泽东在南京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时，第一次公开肯定陈永贵和大寨。他说到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４条标准时，专门谈到：其中的一条是看增产还是减产。他专门举了陈永贵和大寨“三不要，三不少”的例子。他说：“要自力更生，要像大寨那样，他也不要借国家的钱，也不向国家要东西。”（１９６４年５月１０—１３日毛泽东在听取国家计委领导小组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汇报时的谈话记录）
周恩来在接到毛泽东的电话后，调来了关于陈永贵和大寨大队的材料，仔细阅读后，深为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所感动，认为这是一个好典型。但为了慎重起见，周恩来并没有急于表态，而是打电话给陶鲁笳，让陶亲自到大寨去搞长时间调查。陶鲁笳按周恩来的指示到大寨蹲点２０天，写成了《大寨大队调查报告》。
１９６４年５月中旬，毛泽东回到北京，中共山西省委也把陈永贵和大寨的材料送到了中南海。毛泽东此时正在筹备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把陈永贵和大寨的事迹材料全部仔细看完了。５月２５日，《大寨大队调查报告》专门送给了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好，农业部长廖鲁言也亲赴大寨考察，写成报告，从农田改造、农业技术方面肯定了大寨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毛泽东又仔细看了陶鲁笳的报告和廖鲁言的报告，对陈永贵的事迹予以赞赏，对大寨的经验予以肯定。６月初，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向政治局常委们谈了大寨的经验和陈永贵的事迹。
１２月，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介绍了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还离稿讲了不少话，与会者深为大寨人和陈永贵的事迹所感动。在周恩来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正式行文中，肯定大寨“是一个依靠人民公社集体力量，自力更生进行农村建设、发展农业生产的先进典型”，还把大寨的经验概括为：“大寨大队所坚持的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都是值得大大提倡的。”
年底，毛泽东发出号召：“农业学大寨”。
大寨成为全国农业战线上的旗帜
１９６５年初，全国农村掀起了学大寨的运动。当时，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处于高潮阶段，大寨、陈永贵的经验在被总结时，加上了许多“左”的色彩，如把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等纳入大寨经验之中等。但主要方面还是按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会议上所概括的几条进行的，即学习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不向国家伸手，依靠集体力量，战胜困难，夺得丰收；在农业技术改造和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学习大寨兴修水利、改造农田、建设高产稳产农田的经验。
当时大寨人的事迹确实对中国几亿农民起到了榜样作用。农民们认识到，５０年代后期那种靠吹牛说谎搞“穷过渡”、刮“共产风”，不是他们要学习的榜样，而靠苦干、实干，改造农业生产条件，夺取好收成，才是他们真正应该学习的。所以，学大寨运动很快就在全国铺开了，并且产生了许多学大寨的典型。
那时，全国几乎每个省都出现了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其中比较突出的有山东黄县的下丁家大队、湖南岳阳县的毛田区、河南的林县等等。其中，尤以河南省林县的事迹最为感人。林县人民通过学大寨，硬是在险峻的山上开凿出了一条人工天河——红旗渠，改变了当地农田缺水的面貌，创造出了高产稳产农田，还改善了当地的生活条件，农民的精神面貌也大为改观，至今仍为人民所称道，为中央所肯定。
到１９６５年９月，全国产生了５０多个大寨式的先进典型。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提议，要进一步对大寨的典型经验进行宣传，向全国推广。按照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周恩来亲自布置在北京开了一个“全国大寨式农业典型展览”，谭震林亲自抓这个典型展览。１１月，这个展览在北京农业展览馆举办，共展出了５２个大寨式先进典型。这个展览也以宣传大寨式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为主题，以介绍生产经验和生产成就为主。全国省一级，甚至地、县一级的领导干部，都来北京参观了这次展览，对全国各地学大寨运动起到了进一步的推动作用。各省来参观的干部回去以后，几乎都作出计划，要在每个县都树一个学大寨的典型大队，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农田基本建设的开展，改变了农村的落后面貌。
可以说，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６年，中国农业连续两年丰收，是与当时全国农村通过学大寨，树立了苦干实干精神分不开的。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大寨经验被歪曲了
大寨被树为全国农业战线先进典型之时，也正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进入高潮之时，大寨经验被纳入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框框里。同时，农村“四清”（即清账目、清工分、清仓库、清财务）开展起来之后，大寨也被套上了“四清”的框子。当时山西省委在总结大寨经验时认为，大寨不仅是发展生产的典型，而且是在农村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典型，说大寨从建立互助组起到现在为止，“从来没有放松过对资本主义势力的斗争”；还认为，学大寨，“不仅是一次生产革命运动，实际上也是一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陶鲁笳：《让大寨精神遍地开花——山西农村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初步总结》，载１９６５年《红旗》杂志１１期）。
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大寨大队党支部包括陈永贵在内，也有意识地往政治上靠，把本来是靠苦干实干取得的成绩，说成是抓阶级斗争的成果，是同资本主义道路斗争的成果。并用阶级斗争、政治挂帅等提法，把大寨本来的精神掩盖了。
这一点从陈永贵两次对大寨经验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来。１９６４年１月，陈永贵应北京市委之邀，到人民大会堂介绍大寨经验时，主要是介绍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不向国家伸手，而是依靠集体力量战胜自然灾害，夺取丰收的事迹。但到了１９６６年３月，陈永贵再次介绍大寨经验时，就有意识地强化政治，强调阶级斗争，着重强调大寨的经验是：“首先要抓阶级斗争这个纲”，“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防止资本主义影响，使集体经济得到巩固和发展，这是一切工作的纲。”（《突出政治的一课——陈永贵谈大寨大队在劳动管理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经验》，载１９６６年３月２２日《人民日报》）
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大寨大队和陈永贵都受到了影响。不过，与其他地方不同的是，由于陈永贵一直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所肯定的先进人物，大寨也是党中央所肯定的先进典型，作为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的陈永贵，不但没有被打倒，反而是天然的“革命派”。１９６７年２月，陈永贵领导了昔阳县的“夺权”，成为昔阳县的最高领导人。后来，又成为晋中地区革命委员会、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
陈永贵领导山西省昔阳县夺权，并没有像全国其他地区那样，搞大规模的打砸抢和武斗，局势是平稳的。后来他担任晋中地区、山西省的负责人，在抓农业生产及经济建设方面，也提出了一些好的意见，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但在当时的政治条件下，陈永贵不可能不受到极左思想的影响，他对大寨经验的介绍和在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抛开作为大寨经验本质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而突出地强调阶级斗争和强调砍资本主义尾巴上。１９６７年６月到１９６８年１０月，陈永贵亲自主持在昔阳县召开了３次农业学大寨现场会（即１９６７年６月现场会、９月现场会，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现场会）。第一次现场会主要是昔阳县农村干部参加；第二次是山西省全省的农村干部参加；第三次除有山西省代表参加外，还有全国２７个省、市、自治区的代表参加，中央有关部门也派代表参加了会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