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农业学大寨始末
作者：霞 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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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永贵１９７５年提出的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意见被搁置后，一直不甘心。这时，他又提出，要把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大队所有制过渡当做方向。为此，１９７６年年底，他还在山西省晋中地区全面推广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大队所有制过渡的经验，想以此为试点，实现一个地区内的基本大队所有制，然后再向全国推广。晋中地区在１９７７年初，基本实现了生产队所有制向大队所有制的过渡。在此情况下，大寨所在的昔阳县又“一马当先”，开始搞由基本大队所有制向基本公社所有制过渡的试点了。
当时，华国锋很重视陈永贵主抓的“普及大寨县”的工作，其中，又特别重视所有制过渡工作。１９７７年１１月，在华国锋的提议下，中央召开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形成了《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汇报提纲》。这份文件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提出了打击资本主义势力进攻的问题。更突出的是：这个文件强调了所有制过渡问题，认为：“实现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队向大队的过渡，进一步发挥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是前进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各级党委应采取积极热情的态度，做过细的工作，因势利导，努力创造条件，逐步向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过渡。”（《建国以来农业合作化史料汇编》８７１页）经华国锋批准，这个文件发至公社党委一级。
这个文件一发，全国立即形成了一股“过渡风”，各地农村几乎都在搞由基本生产队所有制向基本大队所有制过渡的试点，有的地方本来很穷，连生产队的经济基础都很薄弱，却也大搞“穷过渡”，以致造成了一定程度上的混乱。
１９７８年５月，全国开展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这次讨论，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大家开始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马克思主义观点重新审视各方面的工作，也包括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运动。从中央到地方，许多干部直率地指出了过去极左路线对农业学大寨的影响和危害，说：大寨本来是个好的典型，但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却把大寨搞成了在农业战线上推行“左”的路线的典型，使学大寨离开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指导，产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搞平均主义，在批资本主义道路中批了社会主义，在农业生产中搞了教条化的“普及大寨县”工作，等等。
各种意见反映到中央后，中央认为这是事关中国农业发展道路的问题，是关系到亿万农民利益的大事。当时，邓小平已经进入中央?熏他的意见是，中央对在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争论，暂不发文件，不下结论，而是由山西省委按照真理标准去实事求是地总结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经验和教训。
１９８０年上半年，山西省委集中力量，对过去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进行了认真总结，８月，写出了《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这份文件把大寨这个典型与在“左”的思想指导下对这个典型的推广区分开来，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指出：大寨“的确是山西农业战线上的一个先进典型，是山区生产建设的先进典型”，但是，“左”的路线“需要体现它的典型；大寨由于其代表人物的关系，也就很自然地走向反面，成为农业战线推行‘左’倾路线的典型”，“文化大革命”以来，“在大寨和昔阳县推行左倾路线，主要由陈永贵负责”（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４日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
山西省委把这份报告报送中央。邓小平看了，不赞成把责任全部推到陈永贵一个人身上的态度。按照邓小平的意见，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３日，中共中央向全国公社以上党委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全省农业学大寨经验教训的初步总结》，在转发批语中：“应当指出，全国各地学大寨的农业生产典型绝大多数在生产上、建设上都是有成绩的，有贡献的。同样，大寨和昔阳县的多数干部和群众，在农业战线上也做出了贡献。‘文化大革命’前，大寨的确是农业战线上的先进典型。后来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的错误以及由此造成的严重后果，山西省委已经承担了责任。就全国范围来说，主要的责任，在当时的党中央。”从这段批语中可以看到，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农业学大寨运动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的，对待干部是宽厚的。
就在中共中央转发上述山西省委文件不久，陈永贵辞去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之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新闻机构派出一批记者去昔阳县和大寨调查了４０多天，写了两组内参，主要文章有：《大寨走向了反面》、《一部充满谎言的“大寨斗争史”》、《“七斗八斗”给大寨造成严重恶果》、《“大寨精神”和“大寨风格”都被抛弃了》、《一整套对抗党的政策的极“左”做法压抑了大寨群众的积极性》、《昔阳学大寨“大批资本主义”的真相》、《昔阳学大寨“大干社会主义”的成败得失》。这些文章虽然有些过火言词，但也指出了过去大寨在发展中存在的问题。陈永贵看了这些文章后十分生气，大病了一场。正当此时，又有人指责陈永贵，说他与“四人帮”有联系，要求中央追查。陈永贵听到后，更火了。他去找了邓小平和李先念。邓小平表示：“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这个话后，追查陈永贵之声也就销声匿迹了。李先念表示：大寨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经验是好的，大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是好的。听到邓小平和李先念这些公正的话，陈永贵心里安静了许多。
陈永贵辞去职务后，中共中央并没有取消陈永贵的中央委员，仍然保留副总理的生活待遇，对他本人仍然作为劳动模范来尊重。１９８２年，党的十二大上，陈永贵没有再当选为中央委员，但他住在北京部长楼里，生活待遇和从前一样。从１９８３年起，中央安排陈永贵做一点工作，让他担任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陈永贵不担任中央领导职务后，仍然保持劳动人民本色。他住的部长楼里，见到有劳动的事，就走在前面，连打扫卫生这样的活，他都抢着干。他担任东郊农场顾问后，多次到东郊农场，帮助那里分析农业生产情况，研究改进生产技术问题，为那里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陈永贵在北京逝世，中央为他举行了追悼会。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