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5年第10期
农业学大寨始末
作者：霞 飞
字体： 【大 中 小】
陈永贵在这３次现场会上始终是主角。他在会上介绍大寨经验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大寨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成了抓阶级斗争的陪衬或者副产品，大寨经验被概括为抓阶级斗争、搞大批判的结果。他提出，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农业学大寨，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必须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以革命的大批判为动力，推动学大寨运动；必须建设革命化、战斗化、群众化的领导班子，把政权掌握在革命派手里，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大搞革命的群众路线，这样才能学到大寨的经验（史料来自《中国共产党晋中地区历史纪事?眼１９４９－１９９９?演》）。在１９６７年９月的现场会上，陈永贵作了题为《红太阳照亮了大寨前进的道路》的长篇发言，把大寨经验概括为是毛主席革命路线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斗争的产物。在１９６８年１０月的现场会上，陈永贵在介绍大寨经验时，除了谈阶级斗争外，还把大寨经验介绍为是抓“斗私批修”的结果，用“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教育人”的结果；大寨艰苦奋斗的精神、农业生产管理经验和生产技术被放在了第二位。
当时，中央的一些报刊也努力把大寨经验向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上靠，《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的文章和社论中，强调没收社员的自留地，限制农民的家庭副业生产，并把这形容为“砍资本主义的尾巴”，认定是大寨的“经验”。再如，强调批判“工分挂帅”也是大寨的经验，等等。连大寨仅适合当地的“标兵工分，自报公议”，也被树为全国农村应该普遍学习的典型。
大寨经验的扭曲，对全国产生了不良影响。文革中，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转向到突出强调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有的省总结道：“学大寨就必须抓阶级斗争”，“不抓阶级斗争，学大寨是一句空话”。还有的地方借学大寨，搞生产队核算向大队核算过渡。有的地方借学大寨的口号，全部收回了社员的自留地，连农民自己搞的开荒地也一并收回。有的地方干脆不让农民搞家庭副业生产，不许农民养猪、养鸡。有的地方规定：养一只鸭子，是社会主义，养两只就是资本主义。许多地方就是在学习大寨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方面，也出现了不少不顾本地实际而搞形式主义的情况，片面强调增产粮食，不顾自然条件地搞开垦荒山，搞围湖造田，自然植被受到严重破坏。
陈永贵深受毛泽东的赞赏
陈永贵的事迹和大寨的经验，就其基本方面来说是好的，毛泽东、周恩来也正是看中这些好的经验，才向全国推广的。当大寨经验在特定政治气候下被歪曲时，毛泽东也是同意的，因为这种“经验介绍”，正符合毛泽东当时用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看问题的观点。毛泽东对陈永贵也十分赞赏。
１９６４年１２月２６日，是毛泽东的７１岁生日，他用自己的钱，请一些人在人民大会堂吃饭，其中就有当时是全国劳动模范的陈永贵。当天中午，陈永贵在黑棉袄外面套了一件稍微新一点的黑布对襟夹衣，头上裹着白毛巾，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人民大会堂。毛泽东见陈永贵来了，立即走上前与其握手，热情地请陈在自己身边落座。陈永贵一时说不出话来，只是咧着嘴笑。席间，毛泽东与陈永贵说了许多话。他说陈永贵“你是农业专家啊”，陈永贵没有听懂毛泽东的湖南话，经周恩来解释后，连连摇头，说自己不是专家。毛泽东问陈永贵多大年龄了，陈说：５０啦。毛泽东笑道：五十而知天命哟。陈永贵只是笑，没有回答。毛泽东特别询问了陈永贵的生活、身体、家庭情况，这使陈永贵深受感动。毛泽东还向在座的人介绍陈永贵，并且说：陈永贵有实践经验，是聪明的，而我们的大学里读的那些书，越读越蠢。
１９６７年，山西省筹备成立革命委员会。毛泽东在考虑山西省革命委员会领导班子人选时，亲自提名，任命陈永贵为山西省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后来组建山西省委时，又是毛泽东亲自提名，任命陈永贵为山西省委副书记。
１９６９年中共筹备召开九大，陈永贵被选为出席九大的山西省的代表之一。九大之前，考虑新一届中央委员会人选时，毛泽东提名，让陈永贵当中央委员。经过九大选举，陈永贵当选为中央委员。此后，陈永贵虽然经常在昔阳县大寨他的家里，但中央的文件，在专送省委的同时，也要专送给他一份。陈永贵此时已经能识很多字，能自己读中央文件了。
１９７３年中央召开十大时，陈永贵再次被选为中央委员。此次，又是经毛泽东亲自提名，陈永贵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９７５年召开四届人大时，经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提名，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２月２日，周恩来在报送给毛泽东的《关于国务院各副总理分工问题的请示报告》中提议：陈永贵在国务院中，协助华国锋同志，主抓农业工作。毛泽东同意这一安排。此后，陈永贵走了全国大多数省份，用他概括的“大寨精神”抓农业生产，同时，也介绍了大寨的生产管理经验。
“普及大寨县”被教条化了
陈永贵抓农业生产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普及大寨县”，就是让全国农村都学大寨的样子，建设成大寨式的农村。“普及大寨县”也有具体的生产指标，粮食亩产量要达到或者接近大寨的亩产量，但更主要的是推广大寨的抓阶级斗争和政治工作经验。大寨的经验进一步被概括为：一天也没有放松阶级斗争、两条道路斗争，一天也没有放松无产阶级专政。在这段时间里，不仅陈永贵到处宣传大寨经验，各省、市、自治区也纷纷派干部到大寨去参观。那时，全国几乎县以上领导干部都到大寨去参观过。
全国“普及大寨县”的运动中，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每年递增１１０万公顷；农业机械化水平也有一定提高。但是带有“左”的印记大寨经验，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
最主要的是大寨经验被教条化了，全国农村大抓阶级斗争，搞政治挂帅，砍资本主义尾巴，片面抓粮食生产，不搞副业生产。更可笑的是，一些地方本来是平地，为了学大寨，也人为地修造梯田。
“普及大寨县”运动中存在的另一个更突出问题，是提出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迅速由生产队向大队过渡的问题。大寨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１９７５年８月１４日，陈永贵向中央提出，要在全国逐步推广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
对陈永贵的这个意见，毛泽东是动心的。毛泽东从１９５８年起，就热心推行以生产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做法，认为这是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方向。但毛泽东又很慎重，因为过去的实践中有教训，搞“穷过渡”是吃了亏的。正因为毛泽东既动心又慎重，所以他采取把陈永贵这个意见提交中央讨论的办法。９月，毛泽东批示：中央可以讨论陈永贵的这个意见。
９月２３日至１０月２１日，中央在北京召开农村工作座谈会，讨论陈永贵的意见。会上，赵紫阳、谭启龙明确表示反对，因此发生了激烈争论。陈永贵能说，赵紫阳也能说，一时相持不下。最后，毛泽东决定，把这个问题搁置下来，放一放。虽然所有制向大队一级过渡没有搞成，但“普及大寨县”的其他做法仍然继续着，对全国农村产生着不良影响。
１９７６年粉碎“四人帮”后，由于受“两个凡是”思想的束缚，农业学大寨运动仍然在原有轨道上运行，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有所强化。陈永贵也继续受到华国锋的信任。
１９７７年召开的党的十一大上，陈永贵继续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仍然在中央主管农业工作。在这段时间里，陈永贵继续用过去的思维和口号，推动全国农业学大寨、“普及大寨县”的工作。如１９７６年１２月，在华国锋主持下，陈永贵主办了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会上，他作了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陈永贵在这篇报告中强调：在学大寨问题上，我们党同“四人帮”进行了一场严重的斗争，“这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激烈大搏斗”。目前，“在农村深入进行党的基本路线教育，是建成大寨县的根本保证”。他还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目标：到１９８０年，要把全国三分之一的县建成大寨县。华国锋在这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也提出：“学大寨、学大庆，就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彻底揭发批判‘四人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