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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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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肃反”运动
１９３２年６月，蒋介石调集了１０万大军向湘鄂西苏区发起规模空前的第四次“围剿”，在襄北、襄南同时发起进攻，企图将红３军逼到长江、襄河之间歼灭。受临时中央“左”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夏曦严重失误，提出“寸土必争”、“夺取平汉线”、“只准打宜昌、沙市、岳州、武汉，不准打小据点”的错误口号，使红３军伤亡很大，反“围剿”斗争失败，湘鄂西的几个根据地也损失殆尽。
但夏曦认为，洪湖苏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改组派”及其反革命派别的破坏，因而继续坚持“肃反”。因突围时电台的丢失，红３军与中央苏区的通讯完全中断，使得刚愎自用的夏曦更加我行我素，独断专横。
８月下旬，第二次“肃反”从湖北京山县六房咀开始，一直持续到长途行军结束为止。在行军过程中，部队很艰苦，没有东西吃，只能吃柿子、核桃、高梁杆子等。而夏曦还是不断地杀人，进行“火线肃反”。由于洪湖突围时苏区党政机关基本上没有带出来，所以“火线肃反”的对象，全部是艰苦转战中的红３军指战员。有的指挥干部在火线上负伤，刚撤下来就被当作“改组派”杀害。
在“火线肃反”中，夏曦首先逮捕了所谓的“企图把七师拖走的”红７师师长王一鸣、政治委员朱勉之、湘鄂西军委分会参谋长唐赤英等人，将他们杀害。红３军教导第１师参谋长董朗，被誉为“是文武双全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于当年１１月被错杀于江陵县沙冈。据湘鄂西中央分局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５日向中央的报告，此次“肃反”共逮捕２４１人，处死１４人，而实际数字远远不至于此。
曾任红２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６军政委的柳直荀对夏曦的乱杀人表示不满，给他写信提出质疑，被夏曦认为是“危险分子”。杨光华网罗罪名，说柳直荀是红３军里“改组派”的书记，在撤离洪湖前夕将其杀害。当时撤离洪湖苏区时，夏曦下令政治保卫局将“肃反”中逮捕的所谓“犯人”一半枪决，另一半则装入麻袋系上石头投入湖中?熏“吓得农民不敢出湖打鱼，因为打捞上来的多是死尸，湖水变了颜色”（庄东晓：《历史教训要讲清楚》）。夏曦、杨光华等还仓皇扔下后方机关和干部、群众于不顾，以致他们许多人死在国民党军的屠刀下。
杨光华作为湘鄂西省委书记，是夏曦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在敌人逼近时却携款临阵脱逃。这对于夏曦来说，无疑是个莫大的讽刺。
夏曦还企图对多次批评自己的贺龙下手，逼他写声明书，说：“你在国民党里有声望，做过旅长、镇守使等大官，改组派可以利用你的声望活动。”贺龙回击道：“你给我写声明书，民国１２年，我在常德当第九混成旅旅长时，你拿着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的名片，来找我接头，问我要１０万块钱。……你杀了这么多人，是什么共产党员？”使夏曦很尴尬。
当部队转移到商南竹林关时，夏曦无意中透露了９月苏区中央局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电报。这封电报是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针对夏曦的分兵策略而发的，主要精神是要红３军集中兵力，以游击战术将敌各个击破，而不是按照夏曦的“分散与持久硬打”（《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一卷）。贺龙和关向应对夏曦这种封锁中央局的电报做法极为不满，向夏曦提出严正的抗议。夏曦干脆命人把贺龙和关向应警卫员的枪下了，贺龙即把身上带的一支勃郎宁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说：“还有一支你要不要？你要也不给，这是我的，我当营长时就带着它了。”由于贺龙在红３军中享有崇高威望，夏曦未敢对他轻举妄动。
１９３３年初，在湘鄂边的毛坝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贺龙提议全力恢复湘鄂边根据地，夏曦对此表示同意，但却反对整顿红３军和停止“肃反”，主张在红３军中进行“清党”，继续“肃反”。关向应支持贺龙，夏曦就指责关向应“右倾”。在第二次毛坝会议上，夏曦说：“我们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王明同志的指示。……我们今后要坚持进行大规模的肃反运动，另外要解散现有的党、团组织，创造新的红军……”夏曦关于解散党和创造新的红军的提议，引起贺龙、段德昌、宋盘铭等人坚决反对。
但夏曦有“最后拍板权”，“那怕所有的人都反对，只要中央分局一个人赞成，也必须按书记的决定执行。这是非服从不可的”（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在１９３３年２月红３军达到巴东县金果坪后，夏曦悍然做出了解散党团组织的决定，并宣布“省苏维埃是反革命把持的团体”。他另组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名义上由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等７人组成，而实际上大权操纵在担任主席的夏曦手中。
夏曦将红３军和地方、游击队中的所有共产党员实行清洗，重新登记，结果在红３军和地方中只剩下了夏曦、贺龙、关向应、卢冬生３个半个党员。卢冬生是中共中央派来的交通员，第三次“肃反”后任红７师师长，工人出身，因而保住了党籍。夏曦有时不让他参加中央分局扩大会议，或者让他参加却不让他发言，只能算是半个。政治机关也取消了，一切党的基层组织都陷于解体的局面。到了１９３３年秋天，经过贺龙、关向应的坚决斗争，夏曦才同意在红军中重新登记党员，恢复了党的组织和政治机关。
４次“肃反”红３军只剩下
３０００余人
第三次“肃反”是１９３３年３月发起的。夏曦认为原湘鄂边党政军机关的领导职务“完全为改组派把持”，“改组派”领袖是周小康、陈协平、杨英、王炳南。当段德昌和宋盘铭写信建议回洪湖时，夏曦即说段德昌是“分裂红军”，是“改组派破坏湘鄂边苏区路线”的阴谋，要“严厉打击”。第一天提出批评，第二天就逮捕了段德昌，在金果坪“公审”后加以杀害。
段德昌１９２５年入党，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是彭德怀的入党介绍人，曾任红６军政委、军长，新６军军长，红９师师长。段德昌曾对夏曦的错误曾进行过坚决的斗争，说：“中央过去给我们派个邓中夏，闹了一团糟；现在又派来毫不懂军事、迟疑不决的夏曦，对我们无丝毫的具体指示，只会叫我们拼命。”（贺彪著《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段德昌被捕前预感到自己将遭不测，便抄写了于谦的《石灰吟》：“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只留清白在人间。”将它贴在石洞上。英勇就义前，段德昌慷慨地说：“我段德昌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鬼，没有给洪湖人民丢脸！历史将会作出公正的结论。”１９５２年，毛泽东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的第一号烈士证。这第一号烈士就是段德昌。
在第三次“肃反”运动中，湘鄂边红军和苏区的创始人之一、红９师参谋长王炳南也被杀。王炳南在被害前愤然说：“我在哪里参加改组派还没有搞清楚就杀我，真是冤枉！”王炳南被杀后，他的二儿子也未能幸免于难。
第三次“肃反”株连广泛，中央分局给中央的报告中称逮捕２３６人，处死５６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而实际上被捕被杀的人数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字，应在千人以上。
第四次“肃反”开始于１９３３年五六月间，是在第三次“肃反”结束后不久发生的，一直进行到１９３４年春天。据分局１９３４年９月１５日向中央的报告，“一共逮捕了１７２人”，“处死刑的４１人”（《湘鄂西中央分局报告》）。由于湘鄂西中央分局委员宋盘铭在实际工作中抵制夏曦的“清党”错误，被夏曦诬陷为“改组派”领袖。当时有情报说宋盘铭在上海的熟人中有人叛变，夏曦立即借机抓了宋盘铭，开始了第四次“肃反”。
对于宋盘铭，贺龙是竭力保护，但夏曦却非杀不可，贺龙寻机把宋盘铭放了，被夏曦发现后又抓了起来。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２９日，宋盘铭被“公审”后杀害。贺龙说：“宋盘铭是很好的同志。杀宋盘铭只有我一票不赞成，当时小关（按：关向应）要是硬一点，可能杀不了。红军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不只夏曦有责任，关向应也是有责任。”（贺龙：《回忆红二方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