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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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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遵照共产国际的决议、指示，１９３０年上半年提出反对取消派和广泛开展肃反工作。中央苏区首先开始肃反运动，对所谓“ＡＢ团”“改组派”斗争。１９３１年１月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以王明为首的中央进一步要求苏区内“以最大的决心”反对取消派、ＡＢ团。共产国际反“右倾”、“改组派”、“ＡＢ团”、“第三党”等反革命派别的指示，成为王明等人发起苏区“肃反”运动的理论依据。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３日，中共中央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发出指示信，指出“ＡＢ团”及改组派、第三党更是反革命得力的工具，“不肃清内部，不能战胜敌人”。（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
９月２０日，中共中央通过并发出《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这是王明临离开上海去莫斯科之前亲自执笔起草的文件，毛泽东说它是王明路线“从文件到实际在全国大打所谓‘右倾机会主义’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７册）。王明等人在这个“纲领性”的决议案中要求，红军“要扩大苏区至中心城市”，要开展“党内两条路线斗争”，反对“目前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等等。
１９３１年４月和６月，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分别在武汉和上海被捕叛变。顾顺章和向忠发两人的叛变对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构成了极大的威胁。９月，王明离开上海，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在他离开上海前，经共产国际远东局提议，由博古、张闻天、康生、陈云、卢福坦、李竹声等６人组成临时中央政治局，博古、张闻天、卢福坦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指定年仅２４岁的博古负总的责任，随后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这次组织变动，为博古等人继续推行“左”倾教条主义路线，也为各个苏区的“肃反”扩大化奠定了组织基础。
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临时中央坚决执行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路线。１９３２年１月９日，临时中央发出了《中央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要求“坚决进行肃反工作，肃清阶级异己的分子”。１月１２日，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关于同苏区内反革命团体斗争的决议》，认为“最近各苏区内发现了ＡＢ团（中央区）、社会民主党（闽西）与改组派（湘鄂边、鄂豫皖）的反革命团体的活动及阴谋”，向各苏区发出指示，“苏区的党部与苏维埃对于这些反革命的团体必须做最坚决的斗争”，强调各苏区“应该有计划、有系统地进行肃反工作”，以对付“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本来，夏曦在中央关于“肃反”问题的决议下达前就已经逮捕了一批“改组派”，但是临时中央在给湘鄂西中央分局的指示信中批评在湘鄂西中央分局“还没有进行系统的肃反工作，政治保卫局形同虚设”，“你们苏区同样隐（藏）着许多国民党改组派、第三党、ＡＢ团、白极会、硬化会等样之类反革命的组织”，要“迅速消灭这些组织”（中共中央书记处编：《六大以来一一党内秘密文件》）。在临时中央的一再催促下，１９３２年１月的湘鄂西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案便决定将“肃反”工作提到议事日程上来，“苏维埃政府对于肃反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要“加强红军中的肃反工作，清洗红军中的异己分子，因该马上执行。”
虽然说“肃反”政策是中央制定的，但各个根据地主要领导人的政治品质和政策水平，仍对“肃反”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有着极大的关系。与中央苏区和鄂豫皖苏区相比，湘鄂西苏区“肃反”造成的后果是最严重的，可以说是灾难性的，中央分局书记的夏曦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责任。夏曦个人人品不好，利用自己执掌“肃反”大权来摆威风、要手段，甚至挟嫌报复、排除异己，广大干部和战士对夏曦极为不满。贺龙回忆说：“战士们看到夏曦都是鼓起眼睛的呀。”“为什么党内会发生这样‘左’的出奇的过火斗争和内耗事件？原因很复杂，有宗派问题，有路线问题，也有个人品质问题。而夏曦在这三个方面都有严重问题！”（薄一波：《领袖·元帅·战友》）
责任编辑杨小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