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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曦与湘鄂西苏区“肃反”
作者：何立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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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向应对于自己在这一时期执行过王明“左”倾错误路线，心情一直很沉痛。抗战期间，他在延安养病时，曾经向毛泽东坦诚地谈了自己的错误。
在第四次“肃反”中，担任红７师师长不到两个月的叶光吉和红７师政委盛联均也被杀害。曾救过夏曦性命的红８师２２团团长贺炳炎（１９５５年授上将军衔）被捕的“罪名”是与一个所谓的“改组派”一起下过馆子，被打成“改组派”成员，开除出党，隔离审查。后因贺炳炎任职的团作战失利，师长卢冬生向夏曦“借”贺炳炎出来指挥。贺炳炎指挥部队反击，取得大捷。战后贺龙、关向应向夏曦说了话，贺炳炎才得解脱。
贺龙利用自己的威望，从夏曦的手中救了不少人。解放后曾出任江苏省军区司令员的刘林，是在被拉出去要枪毙时，被贺龙看见了才救了下来。王尚荣、黄新廷、谭友林、贺彪、杨秀山、谷志标等都是被贺龙从夏曦的刀下救出的（谷志标：《难忘的岁月》，《贺龙在川东南》）。
一位红军将领在被杀前质问夏曦：“那么多为创建红军、创建苏区流血牺牲的老同志怎么会反革命呢？”夏曦竟然荒谬地回答：“这些人是为了破坏革命才参加革命，为瓦解红军而发展红军，为搞垮根据地而建设根据地的。”红３军连队的连长和指导员提拔一批就被捕杀一批，一连杀了好几批。夏曦的头脑发热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地步，甚至连自己身边的警卫员也不相信，亲自下令捕杀了３个（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深受夏曦器重、执掌“肃反”生杀大权的政务处长姜琦，在１９３３年第四次“肃反”竟被查明是国民党特务。姜琦可以说在红３军中是夏曦一人之下、众人之上的人物，他随身携带一个小本子，怀疑谁是“改组派”，就把名字记下，只要夏曦同意，就立即将其逮捕、处决。夏曦见自己最信任的人竟是国民党特务，极为气恼，立刻下令将姜琦逮捕。姜琦见事情败露，半夜逃跑，被看押的战士击毙。红３军由此除去一大害。
从１９３２年５月到１９３４年７月中央关于停止“肃反”的指示为止，湘鄂西苏区和红３军中共进行了４次大规模的“肃反”，据湘鄂西中央分局在１９３４年３月１７日向中央的报告中说“前后共逮捕了三千多人，党苏干部十分之九为改组派”。实际数字远远不止此。经过４次“肃反”后，曾经两万多人的红３军，人数下降到３０００余人（贺彪：《湘鄂西红军斗争史略》；但萧克在《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一文中说还有４０００余人）。红３军的枪支也所剩不多，据国民党方面的资料，在１９３４年１１月，“最近在湘西窜扰之贺匪约有枪二三千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人均不到１支枪。红３军这时的兵力仅相当于两个团，已经濒临毁灭的边缘。
谢觉哉曾任湘鄂西临时省委秘书长，是湘鄂西苏区的“四大文豪”（还有周逸群、万涛、孙之涛）之一。他曾就夏曦在湘鄂西苏区的“肃反”写过一首诗：“‘好人’不比‘坏人’贤，一指障目不见天。抹尽良心横着胆，英贤多少丧黄泉。愚而自用成光杆，偏又多猜是毒虫。一念之差成败异，教人能不战兢兢？自残千古伤心事，功罪忠冤只自知。姓字依稀名节在，几人垂泪忆当时。黑名单上字模糊，漏网原因是被俘。也须自我求团结，要防为敌作驱除。”
红３军“肃反”错误的纠正
１９３４年６月１９日，湘鄂西中央分局在黔东沿河县枫香溪召开会议，初步了总结了“肃反”扩大化的惨痛教训。这是一次在红２军团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会议，是纠正夏曦“肃反”扩大化错误的开始，使湘鄂西中央分局创造湘鄂川黔边新苏区的决议得以实现，挽救了红３军。
夏曦在会上态度消极悲观，一言不发。
７月２２日，湘鄂西中央分局收到中共中央５月６日的指示信。指示信严厉批评了夏曦等人在“肃反”扩大化方面、解散党团组织的错误，责令停止“肃反”扩大化。８月４日，夏曦主持召开了湘鄂西中央分局会议。在会后呈报给中央的决议中，夏曦承认了“肃反路线的错误”，第五次“肃反”计划被取消，持续两年多的错误的“肃反”终于停止。
１０月２４日，任弼时、王震、萧克等率领的红６军团与贺龙率领的红３军（会师后恢复红２军团的编制）在贵州印江县木黄胜利会师。１１月上旬，在攻克湘西北咽喉永顺县城后，两军召开了联席会议，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当时对夏曦的某些批评是不恰当的，如用推理的方法给他带上“取消主义”的帽子。在组织处理上，夏曦的职务也全被撤销。夏曦承认了错误：“在湘鄂西执行‘左’倾路线和大搞肃反扩大化所造成的一切错误，一切恶果，我应负主要责任，是有罪的。”但他又有若干意见：“我不是敌人派进来的，不是蓄意破坏革命，是执行路线上的严重错误”（黄远新：《对湘鄂西肃反扩大化的回忆》）。夏曦还说：“我犯了严重错误，但是我是坚决执行四中全会决议的呀！”“我没有象陈独秀那样不要苏维埃，不要红军，算什么取消主义呀！”（萧克：《红二、六军团会师前后》）
１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来电中就夏曦的问题作处批示，指出了他的“严重错误”主要是离开湘鄂西苏区后“没有创立新的苏区根据地的坚持的决心”；肃反“走到乱捉乱杀的严重状态”；“取消党与群众的组织”。
１９３５年１月２７日，任弼时在湖南大庸县丁家溶主持召开了红２军团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任弼时对夏曦的错误进行了系统的批评。
遵义会议后，中央认为对夏曦的批评是对的，但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在３月３１日来电中指出：夏曦虽有错误，但不能说发展到取消主义，这种说法是夸大了他的错误；在内部开展批评斗争是应该的，但做的组织结论是不合适的；夏曦应继续在领导机关工作，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他的错误。
夏曦在受到批评以后，先被分配做地方工作。５月，到红６军团担任政治部主任。夏曦力求在实际行动中改正错误，在谈起湘鄂西苏区“肃反”扩大化问题时，痛心地说：“我一想起来就感到内疚，这是我还不了的账啊！”
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８日，夏曦在贵州七星关渡河时不幸溺水牺牲，时年３５岁。夏曦落水时，有战士看见了，但是因为夏曦的“肃反”乱杀人，战士们都是气愤不已，没有人愿意去营救他。
对于夏曦在湘鄂西苏区工作期间的情况，２００２年新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评价道：“夏曦在湘鄂西根据地期间，推行‘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否定原根据地领导人取得的成绩，并实行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他不听贺龙等人的不同意见，在１９３２年５月开始的先后四次肃反中，以‘改组派’、‘第三党’等罪名，杀害了包括段德昌在内的大批红军领导干部，给湘鄂西根据地和红军造成了严重损失。”
对于夏曦的一生，贺龙评价说：“夏曦，是两头小，中间大。”萧克评价道：夏曦“两头好，中间错”；“到红６军团工作后担任政治部主任，工作很好，我同王震同志都很尊重他，一直到他牺牲时，他的表现都很好。就说中间错吧，是执行六届四中全会错误路线，尤其犯了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但在这段期间也不能一概否定，如枫香溪会师后建立了黔东特区也有他的一份功劳。肃反问题，在中央批评了湘鄂西分局以后，他就改正了。”
“肃反”扩大化的深刻原因
中共党内的“肃反”斗争，是受共产国际大背景深刻影响的。１９３０年２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扩大会议决议提出：“各国共产党坚决反对社会民主派的斗争”，“必须无情地揭露那些打着共产党旗号、以右派叛徒和托派叛徒为代表的社会民主派代理人。”１９３０年６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反对国民党和军阀的同时，“应当把斗争的锋芒指向改组派，指向第三党，指向胡适派”。１９３１年８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中国共产党任务的决议案》明确强调指出：“中国共产党必须大规模地开展工作，来揭露右倾机会主义所有的观点，无论在理论上或在实际工作中，都要与右倾机会主义作不调和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