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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首次实行军衔制内幕珍闻
作者：龙丽伟 白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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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瑞卿，华北野战军的代表。他当时的职务为公安军司令员兼公安部部长，毛泽东对他颇为赏识，是党内军内正在上升的人物，庐山会议后也正是他接任了黄克诚总参谋长和军委秘书长的重要职务。
王树声，红四方面军的代表，曾担任红四方面军副总指挥，授衔时他的职务与陈赓相同，都是国防部副部长。
许光达，作为红二方面军在大将中的代表人物列名最后，授予许光达大将军衔的重要因素在于，中国当时在借助苏联建立自己的装甲兵，为了对等谈判，中国的装甲兵司令应与苏军的军衔相同。这在各兵种的主官当中成了特例。
决定元帅和大将人选时，还有一个很少有人想到的干扰因素，即国民党军队的“投共”将领。当时陶峙岳、陈明仁、董其武、廖运周等人都有军职，必须授衔。而比他们地位更高的国民党军将领如何安排？当时曾有动议授傅作义大将军衔，但比傅作义地位更高的程潜、龙云、卫立煌等人这时候都在人大国防委员会里。最后实在无法平衡，只好“一刀切”，这几位前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均未授衔。
综合十元帅和十大将的每个人的情况来看，授衔时多种因素都在起着作用，既不是纯粹的“论资排辈”，也不是简单的“论功行赏”，而是党内军内多年来战争历程和人事变迁的综合平衡。从授衔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２０个人堪称是“最佳组合”。
经过一年多繁忙的工作，授予将级军衔人员的名单全部经军委审查批准了。１９５５年９月初，在罗荣桓主持下，军委召开了授衔工作总结会议。在会上，罗荣桓宣读了少将以上人员名单，赖传珠作了授衔准备工作的总结报告。
１０名元帅依次是：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
１０名大将是：粟裕、徐海东、黄克诚、陈赓、谭政、肖劲光、张云逸、罗瑞卿、王树声、许光达；
上将５５名，中将１７５名，少将８００名，校级军官３．２万名，尉级军官４９．８万名，准尉１１．３万名。
荣誉面前最能考验将帅的风骨
对于授衔初步方案，绝大部分干部抱有比较正确的认识，表示理解和支持。但也有的人不顺心。有少数干部公开摆资格、列战功、要军衔；更有甚者，不满意、闹情绪、哭鼻子。有一位红军老干部听说自己被初定为少将军衔时，大发脾气，竟公开说：“我要把那牌子挂到狗尾巴上去。”
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毛泽东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只因未到授衔时。我们军队中有些人，打仗时连命都不要了，现在为了肩上一颗星，硬是要争一争、闹一闹，有什么意思？”朱德笑了笑说：“肩上少一颗豆，脸上无光嘛！同一时间当兵，谁也没有少打，回到家中老婆也要说哩！”刘少奇说：“要做思想工作。党在军队中的思想工作，这时候决不可以放松。”当讨论到粟裕的军衔问题时，毛泽东说：“论功、论历、论才、论德，粟裕可以领元帅衔。在解放战争中，谁人不晓得华东粟裕呀？”周恩来说：“可是粟裕已经请求辞帅呢！”毛泽东很是感慨：“难得粟裕！１９４５年让了华中军区司令员，１９４８年让了华东野战军司令员，现在又辞元帅衔，比起那些要跳楼的人，强千百倍嘛！”周恩来也说：“人才难得，大将还是要当的。”毛泽东补充说：“而且是第一大将！”
曾任八路军１１５师代师长兼政委、解放军四野第一政委、总政主任的罗荣桓，得知中央提名授予他元帅军衔时，立即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写信，说明自己参加革命较晚，对革命贡献不大，恳请不要授给他这样高的军衔。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指挥、解放军总参谋长的徐向前，请求降衔说：“我们是幸存者，许多战友牺牲了。如果他们不牺牲，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的。”
曾任中央军委参谋部部长、解放军兵团司令、装甲兵司令兼政委的许光达，听说自己被提名为大将后，寝食不安，几经考虑，写了降衔申请：“论德、才、资、功，我佩戴四星，能心安神静吗？……不要说同大将们比，心中有愧；就是与一些年资较深的上将比，也自愧不如。为了公正，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以大将。”
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室里，举起许光达的降衔申请，激动地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五百年前，大将徐达，二度平西，智勇冠中州；五百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衔，英名天下扬。”
曾任红四方面军总卫生部政委、解放军兵团政委、总干部部副部长的徐立清，是主管这次评衔工作的，他也认真考虑着自己在评衔中的姿态——为了使评衔工作符合毛主席“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思想，做到公平合理，评出团结，鼓舞士气，便于工作，自己最好不要上将衔。于是他向罗荣桓主任写报告，给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低授军衔。过了几天，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的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便把自己名字划去，改添到中将名单中。彭德怀、罗荣桓多次找他谈话说：“授予你上将军衔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够资格的嘛！”另外也有些老同志劝他：“你符合上将条件，非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陷入矛盾中。恰在这时，徐立清听到毛主席赞扬许光达让衔是“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觉得自己有了学习榜样，于是态度更加坚定，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连续写信，要求低授中将衔。周恩来总理又亲自做工作：你是完全符合上将军衔条件的，不要认为自己是主抓这项工作的，勉强低授。然而徐立清为使评衔工作顺利进行而让衔的决心，终于感动和说服了周总理。
1955年9月27日，在中南海怀仁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席授衔、授勋典礼。
曾任红军军团参谋长、解放军纵队司令、总参军训部副部长的孙毅，听说自己要被授予上将衔，顿时想到战斗中牺牲的战友，心情昼夜不能平静，连忙向组织写信：“我只有从劳之苦，而乏建树之功，评衔时要宁低勿高，授我少将足矣。”他还深有感触地说，“我能活下来就比已死去的无数战友占了很大便宜，因此不敢再有任何非分之想。”最后还是毛主席拍板，授其中将军衔。
曾任红军军团长、八路军旅长的虎将徐海东等人，也曾要求降衔。
与让衔相反，一些人认为自己的军衔被评低了。这也难怪，按照当时中央的有关规定：元帅是行政３级，享受政治局委员待遇；大将是行政４级，享受副总理待遇；大将以上可以算作党和国家领导人。上将是行政５级，享受国务院秘书长待遇；中将行政６级，享受部长待遇；少将行政７级，享受部长级医疗待遇。而且，中将以上就是高级将领，可以配备警卫、秘书和保健医生、厨师、勤务员。的确相差很多。于是，就有了一些人出来反映自己的情况。
王必成和王近山都被评为中将。
王必成在红军时期是四方面军的干部，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３０军８９师副师长，解放战争时期是新四军第６师副师长，和上将刘震等人是平级，解放战争时是第７兵团副司令。
王近山是红４军出身，长征以前的最后职务是红３１军９３师师长，和陈赓是平级的，抗战时任太岳纵队副司令，解放战争时任二野３兵团副司令兼任１２军军长和政委。
王必成因为是谭震林的老部下，就去找谭震林说。谭震林答应帮助他反映，还真反映了，结果让上边一顿批评。王必成知道以后，还专门找谭震林道歉。罗荣桓找了谭震林解释。谭震林丝毫不怪罪王必成。谭震林的很多部下都说，谭老板人很厉害，爱发脾气，但是对部下很体贴。历史上，因为涟水战役，王必成被谭震林一顿猛批，可是后来，谭震林发现是自己错怪了王必成，还给王必成道歉。这回还主动帮着王必成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