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3期
“三一八”惨案八十周年祭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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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电促全国民众一致反对提出最后通牒的八国；
２．电请全世界弱小民族一致反对帝国主义；
３．请段政府驳斥八国通牒；
４．驱逐八国公使出境；
５．督促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
６．组织北京市民反帝大同盟。
通过决议之后，即整队游行，参加游行示威的学生约２０００人。浩浩荡荡，由东长安街向铁狮子胡同执政府行进。当沿途高呼口号的游行队伍走近铁狮子胡同时，逐渐分散了一些，下午１时２０分左右，由铁狮子胡同东面进入执政府衙门围墙内的有三四百人。进入围墙之内，即见执政府大门口站着一连卫队，列成横队，一字排开，每排的排长站在排头，连长站在全连中央前面约五六步之处。该连士兵每人有３件武器，一是短步枪，一是盒子炮，一是长２尺宽１寸的利剑。排、连长佩带军刀、盒子炮，此外还各带口哨一枚。当卫队看到游行队伍的头一个人进入围墙之后，连长即发出“注意”的口令，当时全连士兵即由稍息转为立正姿势，同时即将宽刃剑笔直地竖起来，并打开盒子炮的外壳，将枪插在腹前皮腰带中。杀人的准备工作显然就绪。
游行队伍都进入围墙后，人们便聚集在执政府大门口东侧的石狮子附近。当时群众代表要求面见段祺瑞，但卫队紧闭大门，不许进入，也不准见段。于是群众愤怒地高呼口号：“反对八国通牒！”“巩固大沽国防！”“反对日舰援助奉军上陆！”“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
忽然听到卫队连长下命令说：“准备！”卫队士兵齐刷刷地端起马枪，拉开枪栓，装好子弹。连长一声命令“放！”士兵便向围墙内的群众射击。射击的时候，连长不断吹哨子，哨音一停，射击便随之停止；哨音再一响，便又射击起来。这样时停时放，进行了约１０分钟之久。可见，对学生屠杀是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的，不事先预谋是很难做得如此到位的。
曾参加这次游行请愿的北京师范大学学生杨春洲，亲眼看到这场大屠杀。当时他负责摄像，后来在回忆中将屠杀经过讲得很真切。
我拿着照相机到处寻找镜头，看见西边石狮子上没有人，就爬上去从卫队背后照了一张卫队和学生队伍对峙的照片。这张照片是对着日光照的，我以为没有照好，就跳下石狮子，从队伍中向南边挤去，另寻镜头。快到南边照壁前，碰上北京艺专的同乡黄云谷，彼此好久未见，就握手寒暄几句。不料正说话间，前面的队伍突然向后拥了过来，同时还听到前面的同学高喊：“不要怕！他们不敢开枪！”话音刚落，枪声就响了。站在最前面的同学马上被射倒几个，站在东边石狮子上传话的同学也立时中弹倒地。一时秩序大乱，大家纷纷向东西辕门奔出。东辕门已经被堵塞得水泄不通。摔倒、绊倒的同学，人压人，人堆人，乱作一团。我快跑到东辕门的时候，跑在我前面的一个同学，被一个便衣侦探用木棒打中后脑，冒出血花，我急忙转向南跑，跑到照壁东南角的一个院落里。院落的西面和南面是马厩，那些拴着的马都被枪声惊得直立起来。有几个便衣侦探用鞭子追打着向里跑的同学。我看见北京艺专的云南同乡姚宗贤跑进来以后，被侦探紧紧追赶，又由马厩旁向外跑了出去。他跑出去之后，就中弹牺牲了。院落的东面是一排三间小屋，我奔向靠北的一间，一脚踢开屋门，发现这原来是一间士兵的宿舍，屋里已有四个同学，伏在地上躲避枪弹。枪声响了十多分钟，突然听见一声哨子，枪声就停止了。枪声刚停，一个持枪的士兵推开屋门望望我们，匆匆忙忙由一张床褥下取出一把刺刀，又走了出去。这时我很担心，以为杀完外面的，就要来杀屋里的人了。枪声停止不到三分钟，哨又响了，接着爆竹般的枪声又继续大作，屋瓦被流弹打得达达直响，枪声中还夹杂群众的惨叫声。过了约五分钟，随着一声哨音，枪声停了。不料不到三分钟，又响起了哨子，接着第三次枪声又大作。第三次的枪声里，却听不见群众的惨叫声了。大约又过了五分钟光景，哨子又响了一次，枪声才最后停止了。
当年清华大学体育部国术教员李剑秋先生对这次屠杀的预谋最能证明。因教练国术的关系，他与当年段祺瑞卫队中人有旧谊。在惨案发生后进城时，他曾亲到他们那里坐过。当时卫队中人告知李剑秋有关惨杀学生的一些内部消息，转述如下：
段祺瑞于三月十七日将请愿代表打伤之后，预料还会有更大的请愿发生，因而连夜做好一切镇压请愿学生的准备工作。１．在铁狮子胡同的各衙门和公馆门口做好半人高的射击掩体。２．决定对前来请愿的学生进行镇压：请愿队伍如在五百人以下，则在大门口由卫队连开步枪；如在二千人左右，则由中门开机关枪，并指定由该部队中有名的机枪射手某连长担任射击。３．内部规定，听到连长哨音则开枪，哨音一停则射击中止，哨音不断地吹，则不断地射击。李先生后来对学生说：“当日进来的学生在五百人以下，如果进来二千人，那就更惨了。”
统治阶级对政治的敏感性要比学生强多了，所以，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立即运用他们的政治嗅觉，开始他们的老谋深算。他们是有政治敏感症的。而学生对什么是政治，体会太浅了，只能是自投罗网。所以鲁迅后来说，段执政府门前就是“死地”，广大言之，当时的中国对这般书生来说就是“死地”，在政治上没有他们的市场。如果想分享，就只能是自戕。
三
段首祭文：“愤青”敢用理想批评现实，为理想去进行自戕。刘和珍就是一个典型“愤青”。我们纪念刘和珍，可以说是为了纪念她的愤青行为与愤青思维。
执政府卫队在逮捕群众
刘和珍遇害后，鲁迅在纪念文章中说，刘和珍君不是“苟活到现在的我”的学生，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鲁迅对她的这一评价，使我想起当今人们常用的一个词：愤青。它在网上出现频率很高，指的是那种容易愤世嫉俗的青年人，愤怒的青年，具有一定的贬义。我们曾都是愤青，只是由于年龄的增长，开始变得成熟了，开始温和了，开始不习惯于愤青的行为举止和思维方式了，甚至于开始看不起或讨厌愤青了。其实愤青往往是理想主义者，是代表时代方向的一群先知先觉者，只是由于知觉得太早，不太容易被人们接受。在我看来，“五四”青年是这样一群愤青，三一八惨案中的学生也是这样一群愤青。他们敢于为理想去批评现实，为理想去牺牲自己的身体，所以是敢于为主义而去自戕的一群人。刘和珍就是这样一群人中的一个，是一个典型的那个时代的愤青。我们纪念刘和珍，是为了纪念她的思想、她的性格，她的愤青行为与愤青思维。这里回放几个刘和珍的历史片断，可以折射出那一代令后世永远景仰（或许汗颜）的愤青。
片断一：从先疑到先觉的少年刘和珍
１９０４年１２月，刘和珍诞生在南昌一个职员的家庭。在她１４岁那年，父亲因病去世，遗下寡母及两弟一妹，母亲为了供孩子上学，每天绩麻纺纱到深夜，并把两间住房也租给别人，一家人挤在一间房里。后来，一弟一妹因病无钱医治，也不幸夭折了。艰难的生活，使年幼的刘和珍过早地成熟了。每天放学回家，她便帮助母亲挑水、劈柴、做家务。她不爱多说话，凡事都喜欢在心里想个明白。她学习异常勤奋，从不偷懒，一个人老是躲在房间里读书写字。生活的艰辛，使她从小养成了勤劳、朴素、干练和好学上进的品格。
１９１８年夏天，刘和珍从女子公学毕业了，并以优异成绩考入省立南昌女子师范学校。发榜那天，名单前挤满了许多人，她也挤在人群中。只听有人议论说：“这下可好了，读师范不要钱，还有人给米，给书。”听到这话，刘和珍转过身来笑着问：“你知道这米、这书是哪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