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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一八”惨案八十周年祭
作者：余育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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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纪念“三一八”惨案中时，有一种人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军人。鲁迅在写到他们时，只是为了说明民国执政府面对手无寸铁的学生，面对始终和蔼的刘和珍，竟然动用了这些军人，这些军人竟然又开了枪。字里行间，表现出先生极大的痛和极大的恨！我以为，这些军人也是应该“纪念”的，那就是让历史永远记住他们做了什么。
军人在专制时代有两个主题，一个是防外，一个是安内。防外要打得过敌人，安内要不变质，要始终服从统治者的需要。北洋政府表面是共和政府，实际是军阀政府。“阀”即阀门、关口，就是控制的代名词。军阀政治就是以武力统治一切，就是用枪杆子夺取与护卫政权，而不是以真理去征服别人，以科学护卫政权。所以强权与真理的矛盾在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军阀时代表现最为激烈。学生以追求真理为天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两者相遇，后者可想而知。“三一八”惨案就是请愿的学生与守卫的士兵相遇的结果。
先看军人对学生的冷血。
３月１８日下午１时执政府铁栅紧闭，门内外有荷枪实弹的兵士大约三四百人。当时所有的卫队人员的面孔都绷得紧紧的，两眼向前直视，对进来的游行队伍无动于衷，面孔上毫无表情。随后进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一学生走到一排卫队前面，对着一个卫队问道：“你们为什么不到大沽口去援助国民军？”回答说：“我们是卫队，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怎么能随便到大沽去？”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精神特点充分表现出来，使学生非常气愤。接着那个学生大声地斥责说：“你们是走狗的走狗！”那卫队仍然绷着脸，不吭气。忽然听到卫队连长下命令说：“准备！”卫队士兵就一同端起马枪，拉开枪栓，装好子弹。连长一声命令“放！”士兵便向围墙内的群众射击。
在射击开始的一刹那，学生还以为是放空枪，但当看到围墙顶上的瓦片纷纷地被打下来，不少学生的衣服上染上鲜血的时候，才猛然省悟到这是实弹杀人了。对这一惨案的客观记载，以北京《语丝》周刊朱自清的《执政府大屠杀记》及《现代评论》陈翰笙《三一八惨案目击记》和《东方杂志》民国１５年（１９２６年）３月号《惨案写真》为最翔实。《东方杂志》将执政府当日卫队荷枪实弹的布置和学生徒手站立门前情况摄制照片印出。群众奔逃，军警仍持枪追杀，因此，伤亡之人，多倒卧铁狮子胡同的东栅门外，距离国务院甚远。伤亡者的伤痕，也多从背入。被杀女生刘和珍枪弹从背部入，斜刺心肺。同跑的女生杨德群想去扶她起来，竟被兵士追击，枪弹从背部入肩头，由前胸右边出。女生张静淑，想去扶起这两人，被兵士赶上，连发４枪，且有刀伤，显然也是追杀。伤亡者的物品也多被劫掠，照壁下有女尸仰卧，身无一物，又表明军人进行了所谓的“打喜财”。国务院西南操坪中有一具女尸被刀刺入，抛举一丈以外，惨不忍睹。临时执政段祺瑞对游行请愿的爱国群众进行的这次冷血虐杀，死４７人，伤２００余人，多为大、中学生，最小的年仅十四五岁。
再看军阀对学生请愿事实的歪曲。
段祺瑞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竟歪曲真相，抵赖罪行。当时的报纸曾有过一个关于惨案发生后当局内幕的报道。据说在内阁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对策时，５人阁员之中，对此次事件的态度分硬软二派，但大家均觉此事倘非有一卸责方法，则死伤如是之多，责任所在，无以自明。遂决定将历次在天安门以“群众领袖”自命之徐谦、李大钊、李煜瀛、易培基、顾兆熊等明令通缉，加以“共产党”之名，此事便算有了归结。于是就有了所谓“说明真相”的《通电》与《通缉令》，把青年学生的和平请愿说成是“暴徒数百名”在徐谦等“共产党”的率领下，“闯袭国务院，泼灌火油，抛掷炸弹，手持木棍，丛击军警”；自己的蓄意残杀也变成了“各军警因正当防卫，以致互有死伤”。在通电中，段执政的国务院诬蔑请愿者组织敢死队冲锋前进，击死宪兵１人，伤警厅稽查及警察各１人、卫队多名，当场夺获手枪数支。最后还要将受害者横加“聚众扰乱、危害国家”的罪名，并故意危言耸听：“国家秩序，岌岌可危”，要求各地军警“严重查究，以杜乱源”。
当时参加屠杀学生的军人楚溪春在“亲历记”说，他布置执政府防卫，曾吩咐“前排不许带武器，后几排才许带武器”。当日参加游行的北京国民党市党部委员李世军和北大学生会干事徐闿瑞都说“这是楚君企图脱卸责任的谎言”。这与以下几点不符事实：第一，那天参加请愿的学生，不但都是赤手空拳，而且秩序很好，楚文说“学生拿着带铁头的木棒打士兵的头”，显然是故意捏造。第二，那张卫队和学生队伍对峙的照片清楚地证明，面对学生队伍的卫队，排排都是肩荷子弹带、手持步枪，并不是如楚文所说的那样，只有“后几排的士兵才许带武器”。第三，惨案中被打死的学生共４７人，受伤的２００余人，这是有记载可查的，楚溪春在惨案发生后进入现场时只看到“十几个学生被打倒”，显系不实之词。第四，当时共产党的组织并没有公开。楚文所说的“一大捆写着‘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的纸旗子”不可能是事实。据时人回忆，当时中国共产党在北方的组织称“中共中央北方区党委”，国民党在北京设“中央执行委员会北京执行部”，根本没有“中国共产党北方执行委员会”这个名称。
军阀们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替自己及部下开脱罪责，大意是说政府是如何忍让，军人是如何文明；另一方面，说学生是“暴徒”，请愿是“暴乱”。当时的鲁迅对此很气愤。他说：
段祺瑞政府使卫兵用步枪大刀，在国务院门前包围虐杀徒手请愿，意在援助外交之青年男女，至数百人之多。还要下令，诬之曰“暴徒”！如此残虐险狠的行为，不但在禽兽中所未曾见，便是在人类中也极少有的，除却俄皇尼古拉二世使哥萨克兵击杀民众的事，仅有一点相像。
最后，我们还是看一看的军阀的“良知”与“忏悔”。
段执政府作为军阀政府，为推卸罪责，颠倒黑白，不但漏洞百出，而且杀机毕露。因此，其诬蔑之词一出，全国舆论哗然，执政府成为众矢之的。中国知识分子和媒体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社会良知。周作人、林语堂、朱自清、蒋梦麟、王世杰、闻一多、梁启超、许士廉、高一涵、杨振声、凌叔华等著名知识分子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刘半农作词、赵元任谱曲的哀歌唱遍京城；鲁迅先生更是激愤不已，为此而终止正常创作，就此惨案连续写了７篇檄文。诸多媒体也加入谴责屠杀暴行的行列，如《语丝》、《国民新报》、《世界日报》、《清华周刊》、《晨报》、《现代评论》等。特别是邵飘萍主持的《京报》，大篇幅地连续发表消息和评论，广泛而深入地报道“三一八”惨案真相，在惨案发生后的１２天内，就连续发表了１１３篇有关“三一八”惨案的消息、评论、通电，《京报副刊》也发表了有关文章１０３篇。一个多月后的４月２６日，邵飘萍被入主北京的奉系军阀杀害。这是另一个使历史血腥沉重的话题。
惨案发生后，北京各高校和大学校长、教授也纷纷谴责段祺瑞政府的暴行。以致十几年后在抗战大后方的昆明，时任北大校长的傅斯年见到对“三一八”惨案负有直接责任的鹿钟麟，第一句话就是：“从前我们是朋友，可是现在我们是仇敌。学生就像我的孩子，你杀害了他们，我还能沉默吗？”
１９２６年３月２３日，北京各界人士、各社会团体、各学校学生齐聚北京大学大操场，为“三一八”惨案亡灵们举行万人公祭大会。北大代校长的蒋梦麟在会上沉痛地说：“我任校长，使人家子弟，社会国家之人才，同学之朋友，如此牺牲，而又无法避免与挽救，此心诚不知如何悲痛。”他说到这里竟潸然泪下，引得“全场学生相向而泣，门外皆闻哭声”。
对北洋政府来说，一旦向徒手的青年学生与平民百姓开枪，不仅践踏了为政之德的底线，也越过了维护社会秩序的法治界限。正如周作人在《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书》中所言：屠杀学生和平民的政府，“同情、信用与期望之损失是无可估量，也无法挽救的”。
强大的民意压力也启动了半死的国会和司法机构。曾被讥为“花瓶”的国会破天荒地召集非常会议，通过了屠杀首犯“应听候国民处分”的决议；京师地方检察厅对惨案进行了调查取证并正式认定：“此次集会请愿宗旨尚属正当，又无不正侵害之行为，而卫队官兵遽行枪毙死伤多人，实有触犯刑律第３１１条之重大嫌疑。”迫使段祺瑞颁布“抚恤令”。
当年的北洋政府是军阀政权，段祺瑞本人也是著名军阀，其执政时期的政治混乱颇受诟病。然而，执政段祺瑞在知道政府卫队打死徒手请愿的学生之后，随即赶到现场，面对死者长跪不起，之后又处罚了凶手，并从此终生食素，虔诚礼佛，以示忏悔。或许他内心有两个词在咬噬——晚了……完了……
尽管如此，也没有最终保住民心尽失的军阀政权。在屠杀发生后不到１个月，１９２６年４月，段祺瑞执政府就在遍布全国上下的抗议声中倒台。可以说，段祺瑞军阀政权的合法性资源，已经因“三一八”惨案而丧失殆尽。
责任编辑齐玉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