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我所认识的文博大师沈从文
作者：丁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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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先生的话情真意切，丝丝入扣，没有半点儿长者说教和专家派头。他从５点一直讲到７点多钟。说实在的，连我都感到有点疲倦了，但沈先生却依然滔滔不绝，毫无倦意。听着他那浓重的湘西口音，就像与阔别多年的知己促膝谈心，越听越上瘾。苏轼和沈先生这两位相距千载的文人的伟岸形象，渐渐在我心中融为一体，他们的谆谆教诲，肺腑之言，真个落地作金石声，刀刻斧凿般镌刻在我的心头。
故宫授课
身边同事也很想听沈先生讲课。一个寒冷的深秋，我们邀请沈先生星期天到故宫绘画馆讲课。大家平时工作劳累，星期天起得晚。我虽第一个抵达，也已经８点４０分。只见沈先生安详地伫立在绘画馆门口，穿得比较单薄。我十分不落忍，连忙抱歉地解释。沈先生像老父亲一样呵呵一笑：年青人贪觉嘛，平时忙，星期天总要睡懒觉，我年青时也是这样，不要着急嘛。
一个小时后人才到齐，沈先生立即兴致勃勃地指着一幅幅古字画真迹，详细讲述了隋唐宋元明清著名画家、书法家作品的流派、风格和特点，并且饶有兴致地讲述了一些名画辗转流传的经历，然后重点介绍了辨别书画真伪的常识。他说，鉴定书画与鉴定其他文物不同，文物多有出土地点、铭文或相关资料便于识别，而书画几乎全部是传世作品。除有的有题跋或见诸于著录外，很少有与之相联系的资料可供查询，除少数传承有序者外，多数往往孤立地流传。因此，鉴别书画真伪、年代，最重要的是要掌握各个朝代、各个流派书画家的不同技法与风格，这就要多多读书，多看真迹，并对比观察真假书画，向有经验的专家学者请教，才能炼出火眼金睛。
沈先生说，我与文物绘画有缘分，早年在军队，长官爱搜集古物，让我整理。于是我就翻书考证，与文物有了初交。１９２２年来北京，借住在前门外杨梅竹斜街的酉西会馆读书写作，往西走２０分钟就是琉璃厂，那里的文物古董多是两三千年以前的，是古代人文博物馆；往东走十多分钟，就是前门大街，那里有不少“挂货铺”，其实是近代的古董旧货，内中不少很有价值，是近代人文博物馆。我常常在这两处流连忘返，虽然只看了半年，但为３０年后搞文物历史研究打下了基础。
近十多年来，我仍时常到琉璃厂、故宫细心揣摩，将真伪品反复对比，向内行请教。这里的书画，我每幅都反复看过，久而久之，辨别真伪就有了根底，并被聘为故宫绘画馆顾问。沈先生还介绍了当时模仿与后世模仿、新画染旧、旧画补款或换款、旧画揭二层、原画与题跋割裂等书画作伪的技法；特别指出，有的画商竟把真作分割成二至四块，再把部分真作与伪作结合，致使有的只有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真的，连接之处天衣无缝，使人真假难辨。没有多年磨炼的苦功，是很难鉴定出来的。
他指着顾闳中《韩熙载夜宴图》说，这幅画名声很大，韩熙载在政治上不满，就在家里欢宴取乐，李后主派顾闳中做密探，他把观察到的情形画出来呈给皇帝。宋徽宗在上面题了字，乾隆在上面写了诗，很多权威都肯定过的，都说它是五代的，众口一词，谁都不怀疑。但据我考证，这幅画上所有男的都穿绿衣服，这是宋朝制度，五代不可能有这种制度，宋人在《燕翼诒谋录》中说得很清楚。《事林广记》说，宋朝新立的制度，凡闲着的人都要“叉手示敬”，凡是晚辈、下级、没事做的，都要以此表示恭敬。画中和尚也如此。这规矩到了元朝还流行，但五代时候绝没有这个制度。因此说它是宋朝初期的画作比较合乎实际。其次，我发现这幅画是不大懂宋朝制度的人拼凑起来的。《马周典仪》规定，唐朝除朝服以外都穿圆领衫子，宋朝也穿圆领衫子，但谁都没有注意到两者完全不同。唐朝除圆领之外没有别的，但从宋朝到元朝圆领里面都有个衬衫。这可以从大量壁画中得到证明。这幅画里哪种穿法都有，乱了套，违反了宋朝制度。封建社会官员和有身份的人穿衣服是有严格制度的，不能乱来，所以说它有拼接嫌疑。再有画中人物身上都悬着“帛鱼”，这是唐初制度。凡是唐朝元和以后（即唐宪宗李纯元和十五年，公元８２０年）的画就从来没有发现过，所以我判定它是拼接的。一些专家以名画名家传承有序、皇帝作诗题词来把矛盾上交，暗地里固执己见，实际上反对唯物主义的论证，是站不住脚的。
沈先生指着展子虔《游春图》说，它虽不是伪作，但年代断定也值得商榷。抗战胜利后，我在北京大学参与筹办博物馆，当时北大有一笔钱，派我选购文物。１９４６年夏天，这幅画出现在琉璃厂玉笥山房。我前后看过６次，本可替北大买下，但觉着年代似乎吃不准。一年后，它转到张伯驹手中，我又去看了两次公展，回来检查著录，发现由隋代郑法士的《游春山图》起，到唐宋作春山图的名手很多，但居然没有人提起展子虔曾经作过这幅画。从《贞观公私画史》到《宣和图谱》，都没有录入它，它的装裱也不是《云烟过眼录》那种所谓中兴馆阁旧式。１９４７年７月我写了《读展子虔〈游春图〉》，提出这幅画很有可能是宋朝人作的，是伪托展子虔之名的，反响很大。虽有争议，但部分专家还是赞同的。
１９５０年我从四川土改回来，被抽调去清理古董店。当时琉璃厂１２０个古董店，我去了８９个。我不当“钦差大臣”，当小学生。我接触过不少文物，但真正谈起断代、判别真伪，有的还不如古董商呢。因此，我内里还是小学生心态，边检查清理边学习，学到不少真知识。后来文化部拨几万块钱给大学收购文物，又点名让我到全国各地去跑，因为我有底子，所收购的文物，可以说“物美价廉”，受到成仿吾先生的称赞。
那时候，正是“三年困难”时期，大家肚子吃不饱。已经过了正午１２点，沈先生虽然讲得口干舌燥，却仍无倦意，坚持把要讲的内容讲完。大家站着听了一上午，虽然饥肠响如鼓，但听沈先生讲课，收获极大，精神振奋，仍不断问这问那，迟迟不愿离去。
书海巨擘
一天，沈先生助手请我帮助去借书。我心想，借几本书不过是举手之劳，胳肢窝一夹就拿回来了，也犯不上再抓“公差”呀。没想到，按照沈先生开列的目录，所借的书鼓鼓囊囊装满两只大提包。我一下愣住了，用木棒与那位助手一起将两大提包书抬回来，一路上暗暗琢磨：乖乖，我读几本现代史学著作，就总像遇见“鬼打墙”，足够我啃一阵子的了，这两大提包书，沈先生得看多少日子呢？
“这么多书，也就够沈先生看一个多礼拜的。”那位助手不经意地解释说，“每隔一个礼拜就得帮沈先生借这么多书。他光顾读书，其他事都不往心里去，有时错把自己收藏的珍本送还，因为是难得的珍本，被馆图书室收藏。还有人有时把沈先生的书拿去看，有借无还。沈先生一时想不起来，又不好意思问，害得他只好自己掏钱来赔，最近一次就赔了２００多块。”我不禁倒吸了口凉气：天哪，当时普通干部月工资只有５０元，沈先生却赔这么多钱！再一想，更觉得发人深省：光赔书款一次就赔这么多，他所看的书究竟得有多少啊？
同事们听说，便请沈先生讲授读书。沈先生便开口讲，研究历史文物要耐得住寂寞，习惯坐冷板凳，钻故纸堆，青灯黄卷，皓首穷经，这是毋庸置疑的。但现在有一种风气，只钻故纸堆，不注意考古新发现和历史文物考证的新成果。我的研究是用新方法来做，先不注意文献，从出土材料来看问题，不谈结论，先谈实物。比如发明马镫在交通史、战争史上都是件很了不起的事。外国专家说中国马镫是东晋时候有的，根据是《世说新语》提到谢玄有玉铁镫，还有封氏墓中挖出的两个木制马镫。实际上有３个材料可以把它的时间提前。一是湖南博物馆藏西晋青釉俑上两个马都有马镫；再就是西汉王莽时代石寨山墓贮贝器上面站着骑马武士，脚下分明踏着镀金马镫；再上战国时期的剌虎错金银铜镜，虽然看得不太清楚，但骑马人脚下踏着个圈圈，下面飘着三条带子，很可能就是马镫。所以可以有把握地说，马镫的发明，说得晚一点也是西汉末就有，比外国科技史的说法提早了几百年。你们说出土文物资料对于做学问有多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