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我所认识的文博大师沈从文
作者：丁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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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海心胸
一天，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蔡文姬》剧组成员来馆，请沈先生讲课。我被派去帮助码放资料。剧组中不少成员都是读着他小说长大的，尽管他当时还难以摆脱“桃红色作家”的暗影，但一见面，大家仍然情不自禁地热烈鼓掌致敬。沈先生充满激情地说：感谢你们，《蔡文姬》这部戏演得十分出色，我先后３次观看演出，每看一次都有很大收获。我和剧组服装道具人员接触早，一道研究过服装道具设计。我虽比大家多接触一点历史文物，但至今仍然是小学生，只能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我对这部戏是很有感情的，郭老写得非常好，加上你们精彩表演，不仅替曹操翻了案，把颠倒的历史又颠倒过来，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而且具有很高艺术水平。虽然对曹操功过是非仍有争论，但郭老既是历史学家又是戏剧大家，他掌握了充足史料，高屋建瓴，艺术地再现了曹操、蔡文姬等人的形象，我是赞同他的见解的，他为“古为今用”做出了表率。他是中国文坛巨擘，在政治思想和社会科学各领域，尤其是文学艺术中的杰出成就，值得我永远学习。接着，沈先生摊开资料，如数家珍般把东汉和魏晋时代的服饰、装束、风俗习惯一一作了介绍。
沈先生的赞许和对《蔡文姬》的评价，绝非一时冲动，而是发自内心的，中肯而实事求是的。他的一番话使我受到震动。记得郭沫若来馆审查通史陈列时，沈先生曾经做陪。这对相识多年的老友，虽然曾有过歧见，可是相隔十多年，旧友重逢，本应有许多话要说，但郭老受当时政治空气影响，在公开场合，也只礼貌性地与沈老寒暄了几句，便埋头审查。这使在场的许多知情人感到尴尬，并暗中为沈先生鸣不平。
１９４８年３月，郭沫若《斥反动文艺》一文，刊发在香港《大众文艺丛刊》上。文章斥责沈从文是专写颓废色情的“桃红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的斗争情绪”，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同期《抗战文艺丛刊》还刊登了冯乃超的《略评沈从文的〈熊公馆〉》一文。沈从文的《熊公馆》发表在《国闻周报》上，沈从文与民国第一任总理熊希龄是同乡兼远亲。冯乃超的文章说沈从文的文章称道熊希龄故居以及他的人格，是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体现了“中国文学的清客文丐传统”。两篇文章对沈从文的阶级定性犹如一颗重磅炸弹，给正踌躇满志酝酿宏伟写作计划的沈从文以沉重打击。１９４９年初，北京大学校园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现代评论派，第三条路线的沈从文”的标语。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期，慑于文章标语的凛然气势及对其背景的忧惧，沈从文自杀未遂，从此退出了文坛。
沈先生虽然有过懊悔和痛苦，但并没有因此而沉沦。他后来回忆说，“许多在日本、在美国的朋友，为我不写小说而觉得惋惜，事实上不值得惋惜。按社会习惯来说，一个人进了历史博物馆，就等于他本人已经成为历史，也就是等于他报废了。但对我来说，这正是个机会，可以具体地把六千年的中华文物，有条理有系统地看一个遍。”（原文见《１０个人的北京》中《沈从文》一节）“社会变动太大，我并不因为社会变动而丧气”，“从个人来说，我去考古似乎比较可惜；但对国家来说，我的转业却是有益而不是什么损失，因为我在试探中进行研究的方法，还从来没有人做过。”（原文见《沈从文文集》１０集３３４页《沈从文１９８０年１１月２４日在美国圣若望大学的演讲》）
沈先生潜心研究文物得到了周总理的支持，也为郭沫若所肯定。１９６４年６月２５日，当得知沈老着手编纂《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时，郭老未看到书稿就欣然在专为该书所作的序中评价：“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准，在这里艺术和生活是密切结合着的。古代服饰是工艺美术的主要组成部分，资料甚多，大可集中研究。于此可以考见民族文化发展的轨迹和各种兄弟民族间的相互影响。历代生产方式、阶级关系、风俗习惯、文物制度等，大可一目了然，是绝好的史料。遗品大率出自无名作家之手。历代劳动人民，无分男女，他们的创造精神，他们的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毅力，具有着强烈的生命脉搏，纵隔千万年，都能使人直接感受，这是值得特别重视的。”郭老的序言，虽未能涉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具体内容，但总算是对沈先生付出心血的肯定与褒奖。
后来，我告别沈先生，离开博物馆参了军，在繁忙的军旅生涯中，沈先生的教诲始终在我耳边回响，成为我学习和写作的指路明灯。由于我坚持在读书和写作上“手持权衡，足蹈规矩”，坚持苦练基本功，学习他的“耐烦”精神，写文章进步很快，不断有作品见诸报刊。年仅２７岁，就被部队确定为新闻干事，从事专业新闻写作和文艺创作。后来，我虽在文革中被迫搁笔，进了区政府，后又改行干起了建筑施工和房地产业，但沈先生的谆谆教诲，一直陪我走过了大半生，成了我享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财富。
“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镌刻在凤凰城上的这句碑文，也永远镌刻在我的心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