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5期
我所认识的文博大师沈从文
作者：丁大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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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文物大国，仅已经出土的，可以说比１０部二十五史内容还要多得多。大家要守宝识宝，陈列室每件文物都是一本活生生的历史书，库房里成千上万的文物，不少是从来没人读过的书。读书就要从这第一本大书读起。文献印刷文字是固定的、死的，而出土文物却是活的、是第一手的和多样化的，任何人都不能忽视这份宝藏。希望大家试一试，反其道而行之，用新方法来做，先从出土材料着手，多看实物，相互比较，再参照文献研究结论，就会有新的发现。
当然这不是说不要读书或可以偷懒少读些书，那可不行。读书与看实物是密不可分的，首先要沉下心来，不仅做到深入，还要做到心入，充分利用时间钻进去，下狠心啃书本，要有“耐烦”精神。我虽只有小学毕业，在“丘八”中混日子，跟着大小狗屁司令跑，别人认为什么“福”全能享。可我丁点都看不上那些福，眼里只有书——社会生活的大书本和纸印的书本。每到一地，我就广交朋友，了解风土人情，与三教九流摆龙门阵，再就是拼命买书、读书。有时一读就是一整夜，油灯把眉眼熏得黑黑的，像张飞的徒弟。
我满以为自己读书写文章不错，报考大学没问题，可北京大学连门都不让进。我只好躲进小屋发疯似的继续读啊写啊。北京的冬天，屋子里没有火，都结了冰，我就裹起被子蜷缩着读书写作，或像鲁迅先生那样，靠嚼辣子暖身体。天一亮，我就跑去到当时还在宣武门的京师图书馆，因为那里有暖洋洋的火炉和可以免费冲茶的开水，常常带上窝窝头咸菜，一读就是一整天。我投了不知多少稿子，几乎全都泥牛入海，这才知道功夫远不到家，几乎想打退堂鼓，再当“丘八”混饭吃。
后来郁达夫请我吃饭，鼓励我好好读书，专心写作，他那么大名声，还关心我一个湖南穷书生，真让我感动。北大的唯刚教授，我们是给报纸写文章互相讨论时认识的，把我介绍到香山慈幼稚园去管理图书。那里山高风寒，图书馆在破庙里，晚上山风怒吼，更加恐怖，但我只要一捧起书本，就什么都忘记了。在山东大学教书时，时常每晚只睡３个小时，教学之余，除了读书写东西，好像根本就想不起其他事。
沈先生还详细介绍了读书方法。他说，历史典籍浩如烟海，不能“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首先，一定要牢记“书皮”，学会查工具书，避免走弯路，对某类图书，要知道古今共有多少种著述，哪些是问鼎之作，哪些是泛泛论述；其次，对所选图书要分别阅读，有的只知道书名、作者和目录就可以，真正使用时再仔细光顾；有的则只需看序言和跋；有的可选择重点章节段落认真读并做笔记；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史记》、《汉书》等，则要有计划通读。先看重点介绍的书籍，《资治通鉴》就非要先读清代吴乘权的《纲鉴易知录》不可。要记住，读书一定要动脑动笔动手，要习惯作笔记摘抄。沈先生的详细介绍，为我们在求知途中燃起了指路明灯。
心系盲人
观众潮水般涌来中国历史博物馆，我的讲解水平逐步得到提高，不断获得好评，但每天在陈列室站六七个小时，反复重复着一套解说词，像个活录音机，每每说得口干舌燥，七窍生烟，感到屈才。十年大庆前夕，馆内丢失了一件西周时期的青铜器“史孔和”，我被列为这起国宝盗窃案的嫌疑人之一，当然后来搞清了没我的事，但当时心里很是腻味，工作起来便有些无奈和不情愿。
一天，有批盲人前来参观。带队人说盲人生活单调乏味，听说要逛天安门，参观博物馆，有的人兴奋得一宿没睡好，看能不能用最简单的办法解说一下。我有点犯难，沈先生恰巧路过，几乎一眼就看穿了我的心事，说，别为难，盲人能来很不易。其实我是老解说员了，以前给盲人讲过的，这次就让我先讲吧。
沈先生首先对盲人表示热烈欢迎，说自己是湖南腔，听不懂可以随时提问，不必客气。我一定解答，解答不了的，可以翻书本，请教专家，我会记下地址，用书信回答。沈先生的一席话迎来一片热烈掌声。他亲切的声音，一下子拉近了与盲人的距离。
接着，沈先生便介绍新建国家博物馆的建筑规模、高超设施水平、高大宽敞的文物陈列室等多项全国之最。他说，能在一年之内建设这样一座大型博物馆，并集中全国数万件国宝展出，这在全世界可以说是极为罕见的，这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和周总理直接指挥的硕果。陈列室室内净高７米，比两层楼还要高，又采用集中空调，冬暖夏凉，达到了世界水平。大家脚下踩的橡胶地板也是世界一流的，可减少疲劳感，这是第一流的水平。前几天，我陪苏联著名历史学家参观。他跑遍了全世界的博物馆，在这里足足看了３天，意犹未尽，说真想住上半年，仔仔细细看个够。这位苏联老大哥挑起大拇指，一连说了３个奇迹：一是一年之内建起世界一流博物馆是奇迹；二是能一下子集中那么多一流文物，是个奇迹；三是陈列布置如此精美，又是个奇迹。
在原始社会陈列室，沈老概括介绍了北京猿人的社会状态和猿人化石发掘经过。激昂地说，这批弥足珍贵的化石之丰富，在全世界是少见的，它在美国人手里弄丢了，美国人又把责任推给日本人，令我们痛心不已。不管它流落到世界何方，我们迟早都要追回来！
在奴隶社会部分，他讲述了灿烂的殷周青铜文化，介绍了河南人民为保护重达８７５公斤的青铜器之王——司母戊鼎，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的斗争，以及大盂鼎、虢季子白盘等国宝几经军阀、日伪军劫掠，终于被爱国人士保存下来捐献政府的动人故事。他还说，解放前夕，国民党拼命把大批国宝运往台湾。毛主席之所以命令，不管国共谈判是否谈得成，解放军一定要在１９４９年４月２２日渡江，目的之一，就是尽可能阻止国宝迁往台湾。司母戊鼎等一批大件文物，就是运到码头等待装船，被解放军拦截下来的。此前，国民党把２５万件国宝运往台湾，藏在雾峰山，听说也要建“故宫”，但怎能和有７００年历史的北京故宫相比？
我担心沈先生劳累，便接替讲解，让沈先生休息。讲完后我介绍，刚才给大家讲解的，就是高级研究员、著名作家、教授沈从文。在热烈的掌声中，一位中年盲人握着我的手激动地说：我失明前读过沈先生的许多书——《边城》、《从文自传》、《湘行散记》，那真是难得的好文章呀。我继续介绍说，他的老朋友或学生，有的现在是领导、教授或名作家，看到他当解说员，很不理解，心疼得掉下了眼泪，认为太委曲他了。沈老说，我学到一点知识，就应该献给人民大众。当教授是贡献，当解说员也是作贡献。一样的贡献，有什么值得委曲的。沈老时常提前进馆，有时到库房看文物，忘记吃午饭，被反锁在库房里。保管员归来道歉，他反倒奇怪，因为他早把吃饭的事忘在脑后了。他当年的朋友，有的当了“大官”，如文化部副部长郑振铎、齐燕铭，吴晗副市长是他的学生，但沈先生从没因调动工作找过这些人。
那位盲人听了更加感动，特意掏出介绍博物馆的小册子，问能不能请沈先生给签个字。我记下地址说，你尽可以回去，我办好会给你邮寄的。沈先生听说此事异常兴奋，说这事由我来办，我还要给他写信。他嘱咐我，观众中肯定有不少喜欢历史文物的人，特别是年青人，一定要注意爱护和培养，说不定他们就是人才。志愿军战士王序参观时入了迷，问转业后能不能也搞文物考古工作。我介绍他去了考古所。现在，他不仅在考古事业中站稳了脚跟，还给我帮了不少忙呢。接着，他语重心长地说，你看，我们只不过做了一点分内工作，人家就这么感激，看来，我还得多当几年解说员，多给劳苦大众讲一讲。
沈先生的言传身教使我茅塞顿开，屈才的感觉也烟消云散了。我的解说工作也大有长进，从只讲某一段，做到通讲全馆，时常博得观众掌声。１９６０年初，我作为先进班组的代表，出席了“北京市文、教、体、卫系统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